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 咱们细品品这段话。这寥寥几句，既包含着一个历经沧桑的男人对年轻妻子的宽容与温情，更透着一个传统文人到死都不肯弯下脊梁的铮铮铁骨。他没给老婆孩子留下一分钱的家产，甚至连一口给自己入殓的棺材都买不起。但他留下了比真金白银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清白与气节。 遗嘱里特意提到的“教育部寄来的钱”，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原来，那是陈独秀晚年呕心沥血写就的一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稿费。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拿到书稿后，觉得“小学”这两个字不妥，硬要求陈独秀改个书名才准予出版。按理说，人在矮檐下，低个头改俩字就能拿到两万块钱的巨额预支稿酬。这在物价飞涨、老百姓连吃顿饱饭都成奢望的抗战大后方，简直就是救命钱。 可陈先生呢？他的牛脾气上来了，硬生生顶回了一句“一字不能动”，顺手就把这两万块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一分一厘都不愿挪用。他宁肯自己饿着肚子向江津的农人学种土豆，宁肯让妻子潘兰珍去当铺典当衣服首饰，也绝对不肯为了五斗米折去作为一个学者的尊严。 晚年流落江津的陈独秀，那是真真切切的“贫病交加”。早年因为战乱，他一路颠沛流离逃难到重庆，日军大轰炸让他这个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人根本吃不消。后来在同乡好友邓仲纯的极力邀请下，才搬到了江津。可现实极其骨感，到了江津，邓仲纯那个厉害老婆死活不同意他们住进家里。堂堂一代宗师，初来乍到就结结实实吃了个闭门羹。老先生心里憋屈啊，在给三儿子陈松年的信里直言，倘若毫无行囊拖累，第二天就买船票回重庆了。 后来几经辗转，他搬到了离县城三十多里的鹤山坪石墙院。从繁华大都市，沦落到出门连买份报纸都要走几个小时山路的山沟沟。老朋友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去看他，瞧见他因为胃痛在床上打滚，屋角就剩下几颗干瘪的土豆，心酸得直掉眼泪，喃喃自语说“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可就是这么个穷得揭不开锅的老头，偏偏有着极度严苛的“财务底线”。国民党高官朱家骅托人给他送来五千元支票，他原样退回；罗家伦、傅斯年这些曾经的门生故旧跑来送钱物，他当场甩脸子：“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施舍，不要你们的救济。”更绝的是，只要是叛变投敌者的钱，哪怕是寄过来的两百块大洋，他也绝对让人按原址退回。陈独秀跟朋友交过底：“我宁愿饿死，收了他们的钱，是非多。”在陈独秀的字典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原则问题上丝毫揉不得沙子。 他对金钱如此，对各方政治势力的拉拢同样冷若冰霜。 蒋介石曾派人去拉拢他，许诺给十万元活动经费，还想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陈独秀直接一顿痛斥：“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后来特务头子戴笠和胡宗南带着一堆为他辩护的剪报去江津秘密拜访，企图借着之前他被诬陷为“汉奸”的旧账，挑唆他公开发表反共言论，好借机搞政治宣传。陈独秀一眼就看穿了这些特务的伎俩，极其冷淡地戳穿了他们的把戏，明确表示绝不参与政治，更严正告诫这俩人，今天的谈话半个字也不许见报。戴笠灰溜溜地跑回去报告蒋介石，老蒋最后也只能无奈下令严加保密。 哪怕是面对延安方面周恩来的亲切探访和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也没有选择回去。哪怕王明、康生诬陷他为“汉奸”的荒谬指责在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但他心里的创伤太深，性格又太傲。他眼含热泪却又无比决绝地说出了一句让人揪心的话：“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就陈独秀。他不依附任何人，绝不做任何政治势力的棋子。 1942年5月，他听说泡胡豆花能治高血压，就弄来喝，谁知豆花发霉导致食物中毒。恰好老朋友包惠僧来看他，他一高兴，多吃了几口四季豆烧肉，结果胃病大爆发，连日虚汗不止。5月27日晚，这位旷世奇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的时候家徒四壁，丧事全靠几个学生和外地乡绅张罗。江津名绅邓蟾秋大义凛然，把自己备用的、上等的四川香楠木棺材捐了出来，又拿出了自家康庄的一块地皮作为墓地，这才让陈老先生入土为安。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老三陈松年遵照父亲的遗嘱，雇了一条大船，顺着长江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了老家安徽安庆，和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在那动荡的年代，为了保护坟墓，墓碑上甚至都没敢刻“陈独秀”大名，只写了“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歪打正着，反倒让这处安息之地在后来的岁月里躲过了一场劫难。 回看陈独秀这一生，大起大落，很多人可能会替他觉得委屈。但咱们跳出时代的局限来看，陈独秀晚年的落魄，恰恰印证了他个人人格的纯粹。他把那种“硬骨头”精神，完完全全地烙印在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