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大二次会议上，轮到纪登奎发言，毛主席扭头看了看主席台，没有找到纪登奎，就问周总理，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周总理指了指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纪登奎走上主席台发言，当走到毛主席身边时，毛主席笑着说，请你发言。然后毛主席对大家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纪登奎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会场坐满了1512名代表。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主席忽然转头，在主席台上扫了一圈，像是在找人。没看见，又问周总理，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周总理朝前面代表席一指，说人在下面。纪登奎起身往主席台走，走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笑着说，请你发言。接着又对全场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就这么一句，场子一下变了。 “老朋友”三个字，平常听着不稀奇，搁在那样的场合，分量就重了。纪登奎那年四十六岁，在全党并不算资历最老、名声最大的人物，毛主席偏偏这样介绍他，台下掌声立刻响成一片。很多人心里都清楚，这不只是给面子，这是公开抬举。纪登奎后来能进中央，做到国务院副总理，根子不在九大这一天，而是在更早的一次专列问答里。 纪登奎1923年3月生于山西武乡，1937年7月参加革命，资格不算老。1951年春天，毛主席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火车停在许昌，听当地干部汇报工作。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汇报完，本来该下车了，毛主席却没让他走，顺着话头连问六句。 挨过整没有。答，挨过，两次。整对了还是整错了。答，都整错了。你整过人没有。答，整过，整人比挨整还多。整错过没有。答，有。杀过人没有。答，杀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时杀了不少。杀错过没有。纪登奎也没躲，说也有，那是在情况紧急时来不及调查，把人杀了，工作没做好。 这几问问得不轻。换个人，多半要绕弯子，挑好听的讲。纪登奎偏不，他怎么经历过，就怎么答，硬邦邦的。毛主席听完，不但没嫌，反倒记住了他。专列到了武汉后，毛主席让中南局调查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经验。王任重找来郭小川，郭小川下去一跑，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1951年4月29日登上《人民日报》。同一天，报纸还发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到了5月，纪登奎又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介绍许昌经验。会后不久，年仅28岁的他就当上了许昌地委书记。 这一步很要紧。打那以后，毛主席去河南十多次，常把纪登奎叫来听汇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那场大运动爆发前，纪登奎单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一共有13次。对一个地方干部来说，这待遇已经很不一般。 纪登奎也不只是会答话。困难年月里，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逾百万，情况沉重得很。纪登奎主政的洛阳地区，局面却稳得多，基本没有出现大批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陈云到河南考察，专门问他是怎么做的。纪登奎说，自己搞的是“两本账”。上面压下来的高指标、高征购，这本账得接着。老百姓手里到底还有多少粮，日子还能不能过，这又是另一本账，心里必须有底。话说得土，里头却有分寸。 1967年9月22日，毛主席从南方回北京，专列经过郑州，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上车。那时候纪登奎也受了冲击，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刘建勋把这事向毛主席说了。毛主席看着纪登奎，问，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没诉苦，只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毛主席又问，挨了多少次斗，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纪登奎说，挨斗有几百次，那个动作就像割麦子，还能锻炼身体。毛主席听完哈哈大笑，索性自己站起来学了一遍，弯腰，低头，两只胳膊往后高高抬起。车厢里的人都笑了。 纪登奎的厉害处，不单是胆子大，也不单是会办事，而是他知道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该怎么说，既不硬顶，也不乱躲。1969年6月，他从河南调到中央工作。此后近十年，他先后担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做过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央军委领导成员。1970年秋天，毛主席谈接班人培养，点到李德生、纪登奎这些人。 1973年十大筹备工作由他负责，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也落到他肩上，还分管中央组织部，信任不可谓不深。 可走到高处，路反倒窄了。 十大之后，纪登奎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成正式委员，却没有进入常委。李德生、王洪文、张春桥都站得更靠前。往回看，九大主席台上那几步路真不长，可路下面压着的，是1951年许昌专列上的六问，是河南那些年的一次次汇报，也是一个地方干部被推到光亮处后的荣光和风险。 掌声最响的时候，人往往已经站到风口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