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得罪了一些人，那么老人家得罪了到底是哪些人呢？ 毛主席这一生，得罪的人确实不少。真要把名单摊开来看，里面有乡里的豪强，有抱着地契睡觉的地主，有满脑子铁算盘的资本家，也有已经坐进新政权、手却开始发痒的干部。说得再直白一点，谁靠压人活着，谁想把公家的东西扒拉进自己口袋，谁就迟早要和毛主席撞上。 这股劲，冒头很早。十六岁那年，韶山青黄不接，乡亲们锅里空得能照见人影，毛氏族长毛鸿宾却把一百多担稻谷锁进宗祠，盘算着等粮价再涨，转手卖个好价钱。祠堂本该是族里敬祖的地方，结果成了囤粮居奇的库房，话难听一点，这就是拿穷人的命换银钱。少年毛主席听见这事，没有装聋作哑，偏要去查，查明白了，还当着“毛氏宗祠”的牌匾把话挑穿。那一下，捅的不是一个人的肺管子，是把韶山冲那套“有势就能占、有脸就能拿”的旧规矩狠狠干了一下。毛顺生心里发毛，怕儿子把地方上的人都得罪透了，急忙把他送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想把风头压下去。可这件事已经说明，毛主席见不得有人踩着穷人的脖子发财。 后来走上革命路，这种冲撞越来越硬。秋收起义受挫，攻打大城市没打成，队伍吃了苦头，照旧法子往前冲，只会碰得头破血流。毛主席把队伍拉向农村，落脚井冈山，这一步先把一部分死守老路的人给顶住了。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几句口号，也不是做做样子。地一分，地主的命根子就松了；农会一立，过去那种呼来喝去、说一不二的威风也就塌了。毛主席下到田里，和农民蹲在地头说话，听他们一年到头挨过什么苦，也盯着分地时的肥瘦、远近，尽量把事情做平。《井冈山土地法》一出来，封建土地那套老账算是被明明白白摆上了案板。地主当然恨，恨得牙根发酸。可穷苦农民心里清楚，谁让自己有了地，谁让自己能在人前挺直腰杆，这笔账他们算得明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得罪的人不但没少，反倒更广了。 土地改革法一颁下去，地主手里的地被收回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旧地契烧掉，新土地证发下去，多少人捧着那张纸，手都在抖。土地这个东西，在中国乡下，从来不只是几亩田那么简单，它连着一家人的生路，也连着谁压谁、谁看谁脸色。毛主席偏要把这层关系掀开，把几千年留下来的旧局面扳过来。那些靠地吃人的人，不恨才怪。 淮河也是一样。 水患年年闹，老百姓的庄稼、房屋、牲口，说没就没，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头。毛主席盯着治淮，不是摆个姿态给人看。他多次批示，催着要根治，还说过，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这话听着硬，里头没有半点虚气。大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上工地，挖河道，筑堤坝，修水库，风里来雨里去，就是要把那条折腾百姓多年的恶水按住。事情做到这一步，得罪的又是一批人。有人嫌花力气，有人怕担责任，有人嘴上说为民，心里只想糊弄过去。毛主席最烦这种人，碰上了，就得拎出来。 真正让很多人脊背发凉的，还得是“三反”“五反”。新中国刚站住脚，糖衣炮弹已经飞进门了。有的干部手伸长了，贪污腐败，把人民的家底往自己兜里塞；有的资本家更滑，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算盘打得山响。 毛主席看得很准，这股歪风要是不压住，新中国的梁柱迟早会被蛀空。于是全国动手，没给谁留太多含糊地带。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扎眼的例子。有人替他们求情，说地位高，功劳也有，留点余地未尝不可。毛主席不松口，话说得干脆，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更要下决心处置。要不然，犯错的就不会只是二十个、二百个，后头可能是二千个、二万个。 这么一路看下来，毛主席得罪的人，身份不一样，模样不一样，骨子里却差不多。韶山囤粮牟利的族长，井冈山抱着地契不撒手的地主，建国后还想钻空子捞好处的资本家，还有那些一进城就忘了自己从哪儿来的干部，都是在守着自己的那点特权，舍不得吐出来。毛主席偏偏不认这个邪。他眼睛里总盯着两件事，一件是老百姓有没有活路，一件是谁在拦这条活路。只要看明白了，面前站着的是族长也好，地主也好，资本家也好，功臣干部也好，他都不会绕着走。 老人家得罪的，从来不是某几个具体名字，得罪的是一整套靠压人、靠占便宜、靠吞公肥私过日子的路数。别人想和稀泥，他偏不肯；别人想抹平了算了，他偏要把话挑明，把事做绝。 硬是硬了点，甚至有些硌手，可也正是这股不肯让步的劲，把许多原本低着头过活的人，一点点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