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二级大勋章晃在扇柄下，金属碰着竹骨，叮当作响。1914年的北京，章太炎提着这把扇子，径直走进总统府，当面斥袁世凯“包藏祸心”，砸了招待所的器物。 门外是卫兵，门内是权力，他把皇帝赐勋当作坠子，像挂一块废铁。 那一年，他已不是书斋里的枚叔，而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的章太炎。 他早年出身余杭书香门第，师从俞樾，治《说文》、考音韵，讲求训诂分毫不苟。 科举可走，他偏不走。1903年，苏报案起，他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句子直刺帝王：“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 ”这不是书生骂街，而是公开指名当朝皇帝。 清廷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逮捕他，入狱三年。 狱中与邹容相邻，邹容写《革命军》而入狱，后病死。 章太炎写《狱中赠邹容》，字里行间不见哀号，只见志气。 他出来时，头发更白，言辞更硬。 1906年赴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笔战。 梁倡立宪，章主革命，笔锋来回，纸上有火星。 有人劝他收敛，他只说理不让人。 辛亥后，天下换旗，局势未稳，他又盯上袁世凯。 袁以二级大勋章相赠，意在笼络，他却把勋章挂在扇上。 鲁迅后来回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 ”这不是夸张。 那天他确实当面斥责，随即被软禁。 软禁中，他反复书写“袁贼”等字，墨痕深重。 有人来劝，说忍一时。 他把纸摊开，不再多言。 章太炎的性情，并非一味冲撞。 他自视学问，不肯低就。1925年清华筹设国学研究院，胡适力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人。 梁、王入聘，章太炎却拒绝。 史料不见他恶语相向，只见他不愿与二人共事，也不喜清华“洋学堂”气息。 他晚年在苏州讲学，自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收徒讲《说文》《春秋》，一字一句，慢慢推敲。 有人说他失了锋芒，他却把锋芒用在字里行间。 学问上，他对王国维有分歧，对梁启超旧日保皇立场耿耿于怀，这些都写在往来文章里，不靠传闻。 他与弟子之间，也有不平。 日本时期亲炙的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黄侃、刘文典等，多成后来新文化运动的骨干。 晚年他手订《章氏弟子录》，范围收得很窄，未列鲁迅等人，引起钱玄同、鲁迅不满。 师生各有道路，聚散分明。 鲁迅却在1936年病榻前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称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评价不在学派，而在气节。 张元济挽联说：“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穀者有几辈？ 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 ”马相伯也写：“为国家说正经话，为人民说公道话！ ”这些话并不轻。 章太炎一生与权力保持距离，辛亥后亦不入官场，讲学为业。 有人记得他在苏州的课堂，冬日无暖炉，他把手拢进袖子里，讲到训诂关键处，忽然抬头，问学生一句“此字何从来？ ”声音不高，教室却静。 1936年6月，苏州病榻上，他气息渐弱。 城里人知道，那个把勋章当坠子的老人要走了。 鲁迅在上海，也已重病，仍写下那段话作别。 几个月后，鲁迅亦去。 两代人，走在同一年里。 再看那枚勋章，原是权力的象征，被他改作扇坠。 它没有改变政局，却照出一个人的分量。 章太炎一生，学问与革命并行，前半生以笔为矛，后半生以讲席为阵，性情有棱角，取舍不圆融。 他拒绝清华，不是因名利不足，而是不肯居人之后；他痛骂袁世凯，不是因一时激愤，而是把共和当作底线。 人到中年以后，常会明白一个道理：世道未必由你左右，但立场可以自守。 章太炎留下的，不只是《说文》音义的条分缕析，也不是几次牢狱的传奇，而是那把扇子上的叮当声。 它提醒人，荣宠与威势都可转手，唯有骨气难得。 风过竹骨，声不大，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