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的6名国民党空军夺机叛逃，并掳走3名解放军，当他们驾机抵达台北时，不光受到隆重的迎接，还获得了蒋介石的接见，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1949年9月20日，303号运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大摇大摆地起飞，直奔银川西花园机场。 然而，战场的局势变化远比飞机的速度快。这6个人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们起飞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9日，马鸿宾和马敦静父子已经看清了形势，宣布和平起义。银川，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当303号飞机轰鸣着降落在简陋的西花园机场跑道上时，机组人员刚打开舱门，彻底傻眼了——迎接他们的根本不是国民党的高官家属，而是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个人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敢有，乖乖地成了俘虏。 按照我军当时的政策，对于这种有专业技术的俘虏，咱们向来是优待的。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咱们的人民军队满心扑在建设上，极度缺乏懂航空、会开飞机的技术人才。19兵团64军军长曾思玉还专门让人去做这6个人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弃暗投明。 这6个人表面上点头哈腰，满口答应愿意留下来为人民空军效力。咱们的指战员本性纯良，看他们态度诚恳，也就放松了警惕，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里，也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关押措施。 其实，咱们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个带头的机长毛昭宇，背景可不一般。他是国民党空军副司令毛邦初的亲侄子，妥妥的死硬派。他们表面上的顺从，全是为了掩人耳目，私底下早就开始密谋怎么把飞机抢回来逃跑。 10月3日。303号运输机因为一直露天停放，风吹日晒，机身开始生锈。机场方面觉得这架飞机可是个宝贝，得好好保养，就安排毛昭宇他们去检修。 毛昭宇一看，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立刻向看管的解放军提出要求，说这飞机结构复杂，必须6个人一起上机才能完成保养。咱们这边也没多想，直接就同意了。 为了安全起见，负责保卫机场的高射炮连把飞机拖到了跑道上。高炮连连长李果仁带着20多个战士，外加19兵团管理科科长洪良、参谋长潘国杰，浩浩荡荡地上了飞机，准备在一旁“监视”。 毛昭宇看着挤满机舱的解放军战士，心里快速盘算着对策。他启动了几下发动机，故意让飞机发出怪响，然后转过头，一本正经地对洪良等人说了一番“内行话”。他说，这飞机现在严重超载，而且最要命的是，解放军战士脚上穿的都是胶底鞋。胶底鞋绝缘，待会飞机一发动，强大的电流导不出去，机舱里的人全得触电身亡！ 出于对未知技术的敬畏，也是为了战士们的安全，洪良下令让其他战士全部下机。 偌大的机舱里，最终只留下了洪良、李果仁和潘国杰三个人。他们虽然配有手枪，但局势已经瞬间变成了危险的6对3。 随着毛昭宇熟练地一推油门，C-47运输机在跑道上开始加速滑跑。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就在洪良他们察觉到飞机速度不对劲、根本不像是原地保养的瞬间，毛昭宇使了个狠厉的眼色。 剩下的5个国民党机组人员如饿狼般扑向了这3名毫无防备的解放军干部。在狭窄颠簸的机舱里，洪良等人根本施展不开，加上不懂飞机结构，很快就被重物砸破了头，鲜血直流，人也被死死地五花大绑起来。 外面的高炮连战士们听到动静，拼命在后面追赶，但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即将离地的飞机？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303号运输机冲上云霄，消失在天际。 这架飞机在成都短暂降落后，于10月5日飞抵尚未解放的广州天河机场。当舱门打开，6个满面春风的国民党叛逃者走下飞机，身后跟着被绑得结结实实、满脸是血的洪良等3人。这一幕被国民党的记者疯狂拍照，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成了他们粉饰残局的工具。随后，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忠勇号”，飞往台北，有了文章开头蒋介石亲自接见的那一幕。 咱们再来说说那3位被掳走的解放军干部的结局，真的是极其惨烈。 高炮连长李果仁在重压之下选择了叛变；而洪良和潘国杰始终坚贞不屈，被关进了台湾的集中营。洪良后来因为在狱中密谋暴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潘国杰熬到了1952年被遣返回大陆，由于历史原因，他回国后经历了漫长的审查，直到1976年郁郁而终，直到7年后才彻底恢复了名誉。 回头看这段历史，咱们必须要承认，这是我们在迈向现代化军队道路上交出的一笔昂贵学费。热血和忠诚固然重要，但在钢铁和科技面前，缺乏专业知识就意味着要挨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实，这种因为海峡两岸对峙而引发的飞行器叛逃事件，在那个特殊年代并不少见。 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国共双方在防空领域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心理战和宣传战。咱们这边也发生过一些让人痛心的飞行员驾机叛逃事件。比如1960年，海军航空兵的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飞往台湾，最后机毁人亡；1983年，试飞员孙天勤驾驶当时最新型的歼-7战斗机叛逃，成了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叛逃者；直到1989年，蒋文浩驾驶歼-6战斗机降落金门，这成了两岸最后一次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