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名北越女游击队员在山洞里被两名澳大利亚军人抓获。女游击队员在接受美国人审问时被实施了残忍的水刑，因为水刑过于残忍，女人被折磨的精神恍惚、目光呆滞。
陶氏瑙，一个生在湄公河畔稻田村的普通农家女。1943年出生的她，从小就跟着爹妈在水田里赤脚插秧，皮肤晒得跟地里的花生皮一模一样。20岁那年，为了保住家里的那几亩薄田，她加入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她的任务看起来不那么“血腥”——负责送情报，偶尔教村里的妇女认认字。但在这个岗位上，她随身带着的那个磨得发亮的小电台，却成了她和总部唯一的“生命线”。
1966年的那一天，陶氏瑙刚发完一份重要情报。还没等她喘匀一口气，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附近，她一头撞上了正在搜山的澳大利亚巡逻队。冰冷的步枪管直接顶在了她的后腰上。尽管她拼命护着那个比砖头还沉的电台，试图往后退，但还是被两个身材魁梧的澳大利亚军人死死按在了泥地里。
被俘，对任何士兵来说都是噩梦的开始，对于一个掌握着通讯密码的女游击队员来说，更是踏进了一大半的鬼门关。
很快，陶氏瑙被移交给了美军进行审讯。美国大兵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密码，以及游击队的藏身坐标。面对审问，这个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会脸红的农村姑娘，死咬着牙关一个字都没吐。气急败坏的审讯人员失去了耐心，他们没有使用常见的皮鞭或烙铁，直接端来了两大桶冰凉的脏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用文字复述，依然让人感到窒息。他们对陶氏瑙实施了臭名昭著的水刑。
几个壮汉把她死死绑在木凳上，揪着她的头发，强行把她的头按进水桶里。冰冷刺骨的水瞬间灌进她的鼻腔和气管，肺部因为缺氧产生剧烈的痉挛。陶氏瑙被呛得浑身抽搐，出于求生的本能，她的双手拼命挣扎，指甲深深抠进木板的缝隙里，直到指甲盖全部外翻、鲜血淋漓。
灌到第三次的时候，人体的生理极限已经被彻底击穿。她的眼神开始涣散，嘴里无意识地嘟囔着“稻田”，还有出发前“娘做的米糕”。这就是水刑最歹毒的地方，它不一定会立刻在人身上留下皮开肉绽的明伤，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摧毁一个人的神经系统，让人体会到一次又一次濒临溺亡的极度恐惧。
这种折磨实在过于超越人类承受的底线，陶氏瑙很快就撑不住了。她被折磨得精神恍惚、目光呆滞。战后的口述史里记载了一个细节：审讯结束后，她就像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呆坐在竹棚的角落里，死死盯着地上搬家的蚂蚁，手里紧紧攥着半块已经被泥水泡烂的干米糕。
咱们总以为英雄面对严刑拷打，都会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可真实的战争里，哪有那么多刀枪不入的超人？陶氏瑙只是个肉体凡胎的姑娘，她会疼，会怕，会精神崩溃。她的那份疼，是真真切切刻在骨头里的。
其实，像陶氏瑙这样遭遇悲惨的越南女兵，在那场战争中数不胜数。当时的越南女兵占到了越南总兵力的10%左右。她们为了弥补体能上的劣势，往往会利用女性的身份进行伪装。有的人打扮成普通的村妇在集市上穿梭，竹筐底下却藏着致命的引爆器；有的人伪装成孕妇靠近美军，最后同归于尽。正因为女兵在敌后战场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美军对这些女俘虏往往恨之入骨，一旦抓获，报复手段极其残忍。
除了水刑，美军甚至还会利用动物的本能来折磨战俘。比如在广义省被俘的女医护兵陈氏毅，美军为了逼供，在她的脚底撒上粗盐，让饿极了的山羊去舔舐；或者把热带丛林里吸血极快的水蛭直接倒在她的胳膊上。这些手段极其阴损，既能避开明显的致命伤痕掩盖罪行，又能从生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上把人逼疯。
战争结束了，那些侥幸从战俘营里活下来的女兵，就能迎来幸福生活吗？现实往往比理想要残酷得多。
陶氏瑙后来虽然获释回到了村里，但那个曾经爱笑的姑娘彻底消失了。她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她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死死按在无底的水潭里，耳朵里永远回荡着抽水泵的轰鸣声。村里的老中医摇着头说这是“心病”，根本无药可医。
除此之外，由于常年在恶劣的雨林环境中作战，加上战俘营里的非人折磨，这些女兵的身体机能受到了极大摧残。再加上战后越南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许多为国家拼过命的女兵，晚年只能面临无人相伴、孤独终老的凄凉境地。她们身上的伤疤和心里的创伤，成了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枷锁。
今天，最新更新的战争遗留数据依然在刺痛人心。据统计，越战结束后，隐藏在越南土地上的地雷和未爆弹药，至今已经夺走了超过4万名平民的生命。那些被喷洒了“橙剂”的土地上，依然有带着先天缺陷的孩子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