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为了套取情报，对革命战士朱凡施用酷刑，最后，将她的双腿分别用绳索，绑在2艘汽艇上，随后便启动汽艇向两边开去……
1939年，20岁的朱凡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上海，去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
临走前，她跟弟弟告别。她没哭哭啼啼，反而说了一句特别文艺又特别悲壮的话：“我是一只小小的海燕，将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上。”
这一飞，就真的扎进了暴风眼里。
那个地方，说是根据地，其实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周围全是日军、伪军和土匪。朱凡的身份是陆家市小学的校长。
白天，她是教书先生，看着斯斯文文，其实课本夹层里全是抗日传单；到了晚上，她就提着马灯走村串户。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打动我。朱凡是上海人，吴侬软语那是好听，但在农村开展工作，你一副“城里人”的派头，老乡们是会有距离感的。
为了融入群众，这个曾经穿洋装的大小姐，硬是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常熟土话，把头发梳成了农村妇女的发辫，穿上了土布衣裳。
以前睡的是软床，现在她在牛圈旁边打个地铺就能睡。跟着农民下田插秧、割稻子，满腿泥巴。
没过多久，村里人都不叫她校长了，管她叫“村姑书记”。
这一年，她才20出头啊。想想咱们现在的20岁在干嘛？可能还在为挂科发愁，为失恋哭鼻子。可朱凡呢？
她当了辛莫区委书记。这个位置不好坐，前任书记刚被杀害，她是顶着脑袋上的枪口上任的。
她在茶馆设了个联络点，这也就是后来《沙家浜》阿庆嫂春来茶馆的原型之一。她用芦苇杆传递情报，在各方势力中间周旋。
最绝的是，她为了保护同志，自己一个人留守区委，居然只靠着群众的掩护，就抓获过一个汉奸。 这胆识，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她在信里跟弟弟开玩笑说：“我找到了婆家。”
弟弟以为姐姐要结婚了，其实她说的这个“婆家”，就是她誓死守护的革命事业。这得多大的信念，才能把随时会掉脑袋的事业，当成终身大事来托付？
1941年7月。
这是苏常太地区最黑暗的日子。日军集结了三万兵力，搞了一次疯狂的“清乡”。什么叫清乡？就是要把根据地像梳头发一样梳一遍，甚至用篱笆和碉堡把村子围起来，要把新四军和游击队困死、饿死。
上级下了命令，外来干部必须撤离。
朱凡是上海来的，她完全有理由走。但她说了三个字：“不能走。”
理由很简单：“我是书记。”
她是书记，她走了，这一片的老百姓怎么办？刚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怎么办？
她没走，不仅没走，还拿出了自己攒的两个月生活费，买了食品，准备在木杓湾尼姑庵开会，部署反“清乡”的工作。
可惜，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因为叛徒的出卖，朱凡被包围了。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汽艇上的日军已经冲过来了。朱凡本来有机会跑，但她身后还有其他同志。为了掩护大家钻进稻田，她主动暴露了自己，把敌人的火力全引到了自己身上。
1941年的那个夏天，朱凡落入了魔窟。
日军知道她是区委书记，觉得抓到了大鱼，肯定能挖出不少情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写的时候手都在抖。
日本人对这个22岁的姑娘用了刑。灌辣椒水，那是往死里灌；拔指甲，十指连心啊；甚至用刀砍她的皮肤。
我就问问，咱们平时切菜切到手都疼得龇牙咧嘴，这种酷刑，一个肉体凡胎的姑娘怎么受得了？
可朱凡就是没开口。她咬碎了牙，都没吐露半个字。
那个叛徒还来劝降，假惺惺地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朱凡虽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还是积攒了最后一点力气，一口鲜血啐在了叛徒脸上。
日军彻底绝望了，也彻底疯狂了。他们意识到，从这个女人嘴里撬不出任何东西。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泯灭人性的处决方式。
在昆承湖边，日军找来了两艘汽艇。
他们用粗麻绳，一边绑住朱凡的一条腿，另一边绑在另一艘汽艇上。
随后，汽艇启动，分别向两边疾驰而去……
我无法去描述那个画面，太残忍了。
那年她才22岁。正是像花一样的年纪，正是爱美、爱笑、爱做梦的年纪。
她的生命，就在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了昆承湖的芦苇荡里。鲜血染红了湖面，随着波浪荡漾开去。
朱凡牺牲后，乡亲们哭疯了。
大家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在湖里搜寻了整整三天三夜。
人们想给这位“村姑书记”收尸，想让她入土为安。
可是，那个曾经爱笑、爱唱常熟话的姑娘，那个把牛棚当卧室的上海小姐，再也找不回来了。
最后，乡亲们只在湖边的芦苇丛里，捡到了半块染血的手帕。
这半块手帕，成了她留给人间最后的念想。
在那之后的四十年里，朱凡的名字一度沉寂。直到后来的研究者去考证《沙家浜》阿庆嫂的原型时，才重新翻开了这段历史。
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戏台上那个八面玲珑的阿庆嫂背后，竟然藏着这样一个壮烈的故事。
阿庆嫂在戏里是活下来的，是大团圆结局。但现实里的朱凡，用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的血肉融进了脚下的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