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一家六口已经全部离开人世，最小的儿子谢衍也在2018年因肺癌走了，才59岁。老爷子2008年突发心梗倒在绍兴，长子智力障碍，次子一直照顾哥哥，结果自己先走。

谢晋把调好的药汁喂进幼子谢佳庆嘴里。

看着孩子含混地吞咽，他用袖口擦了擦孩子嘴角的药渍，轻声说：“乖，爸爸去忙会儿，马上回来。”

转身下楼，他径直钻进剪辑室，桌上摊着《芙蓉镇》的胶片，刚喂药的手还带着温度，就熟练地转动起剪辑轮。

外人只知他是掌控光影的导演，却少有人见，他口袋里永远装着两种东西——剧本和孩子的常用药。

1986年《芙蓉镇》拍摄最紧张时，谢佳庆癫痫发作频繁。

他把妻子徐大雯和孩子接到剧组附近的民宿，每天收工再晚，都要先去民宿照看。

有次拍到深夜，助理突然跑来告诉他孩子发病了。

他扔下导筒就往民宿跑，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流血也顾不上擦。

守到孩子稳定，天已蒙蒙亮，他又折回片场，带着血丝的眼睛依旧精准地指挥拍摄。

剧组有人劝他专心拍戏，把孩子交给专人照料。

他摇头：“孩子需要爸妈，再忙也不能缺席。”

这份担当，从他成家后就从未卸下。

早年拍《女篮五号》，长女谢庆庆刚确诊智力发育迟缓。

他白天在片场跟演员打磨动作，晚上就回家教庆庆认简单的字、握筷子。

庆庆学不会时会哭闹，他从不烦躁，耐心地一遍遍地示范，直到她能笨拙地握住筷子。

影片后期制作，他把庆庆带到剪辑室，让她坐在旁边的小椅子上玩积木。

胶片转动的间隙，他就回头冲女儿笑一笑，那是片场里少有的温柔时刻。

1961年拍《红色娘子军》，海南的深山里条件艰苦。

他随身的行李里，除了拍摄器材，还有给三子谢建庆准备的哮喘药。

每天收工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询问建庆的身体状况。

有次电话里得知建庆哮喘发作，他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就托人把药和自己攒的粮票寄回家。

影片获奖的消息传来，他拿着奖杯的第一句话是：“想把这个奖杯带给孩子们看看。”

他从不把家庭的重担全推给妻子徐大雯。

只要在家，买菜、做饭、给孩子洗澡，他样样都干。

徐大雯累得直不起腰时，他会主动接过照料孩子的活儿，让妻子歇一歇。

他常说：“家是两个人的，孩子也是两个人的，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扛。”

拍《天云山传奇》时，他把三个患病的孩子都接去了外景地附近。

每天拍完戏，他就带着孩子们在田间散步，教他们认识庄稼、花草。

有村民问他，带着这么多特殊的孩子拍戏不麻烦吗？

他笑着说：“孩子们能在身边，我拍戏也安心，这不算麻烦，是幸福。”

他的酒壶里，除了酒，有时还会装着给庆庆泡的糖水。

庆庆喜欢甜的，他就用酒壶装着，拍戏间隙给孩子喂一口，孩子笑了，他也跟着笑。

后来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常年饮酒可能影响了孩子的健康。

他没有沉溺自责，而是悄悄减少了饮酒量，把更多时间花在陪伴孩子上。

他开始学简单的护理知识，给佳庆做康复训练，陪建庆做雾化治疗。

1991年，建庆的哮喘越来越严重。

他推掉了所有拍摄工作，专心在家照料。

建庆呼吸困难时，他整夜抱着孩子坐直，帮他顺气。

哪怕再累，他也从不抱怨，只是在孩子睡着后，独自坐在窗边默默抽烟。

建庆最终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他把孩子的骨灰收好，安置在自家小院的角落里，每天都会去看一看。

处理完后事，他重新回到片场，只是拍戏时，口袋里的哮喘药换成了建庆生前喜欢的糖果。

长子谢衍长大后，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谢衍主动分担家庭责任，照顾弟弟妹妹，让他能更专心地投入创作。

他拍《鸦片战争》时，已经年过七旬。

每天收工后，他都会给谢衍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

谢衍告诉他，佳庆学会了自己扶着墙走路，庆庆能认出更多的字了。

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难掩的欣慰：“好，好，辛苦你了。”

可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

2008年，谢衍被确诊肺癌，病情发展极快。

他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回上海陪伴儿子。

谢衍临终前，把大部分财产指定留给需要终身照顾的弟弟佳庆。

看着儿子安详离世，他紧紧握着儿子的手，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是身边人第一次见他在众人面前落泪。

失去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倒下，反而更坚定地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只是他的脚步更沉了，每天都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庆庆和佳庆。

不到两个月，在故乡上虞的一次活动中，这位一辈子都在为家庭和电影打拼的老人，在酒店房间里猝然离世。

年事已高的徐大雯，擦干眼泪，继续撑起这个家。

有人散布关于谢晋的不实传闻，她以高龄之躯亲自出面澄清，替丈夫守住了声誉。

2016年，这位饱经风霜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几年，最小的儿子谢佳庆因病离世。

如今，谢晋的名字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电影史的丰碑上。


主要信源：（陶丽,来斓．影坛骄子：谢晋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