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说起来甲午战争那档子事，现在回头看都觉得窝火，小日本早就憋着坏心眼，没开打之前二十多年，就派了大批人混进中国。 那些混进中国的间谍绝非散兵游勇，而是受过专业训练、有组织有体系的“情报猎手”，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止是摸清军事部署，更是要把中国的家底摸透、把人心搅乱，为后续的军事进攻扫清障碍。 日本在华间谍活动的系统化，从19世纪70年代就已启动，最早的先行者是“玄洋社”这样的秘密组织，他们甚至在1884年就上海昆山路建起了东洋学馆，名义上是办学，实则是培养熟悉中国的间谍人才，把一批批日本浪人输送到中国各地踩点。 真正让间谍活动走向规模化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来的荒尾精，这位中尉1886年秘密潜入中国 后，第一件事就是理清在华日本浪人的复杂关系，把军方需求和这些浪人的活动绑定在一起，形成了更具谋略的间谍网络。 为了让情报搜集更具持续性，荒尾精1890年回到日本征召了150名学生，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打着培养贸易人才的幌子，实则系统训练间谍技能，这些学生后来散落到中国各地，成为渗透的骨干力量。 他们还把搜集到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出三大册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交通、地理，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针对性极强的“侵华百科全书”，给日本军政当局提供了海量第一手资料，这种把情报做成学术著作的细致程度，足见其蓄谋已久。 在军事情报搜集上，日本间谍更是精准到令人发指，完全印证了“清楚北洋舰队每日伙食”的说法。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参谋总长亲自下令让根津一潜回中国侦察北洋舰队动向，根津一立刻把得力干将宗方小太郎从汉口调到上海，派他化装成农民潜入烟台、威海。 为了避开清军排查，他们还制定了周密的暗语系统，把“北洋舰队不出威海”说成“买卖不如意”，把“舰队出港攻击”说成“草帽辫行市如何”，像模像样地用商贸术语掩盖间谍活动。 宗方小太郎在汉奸帮助下，不仅登上小船近距离观察刘公岛的水师布防，还想方设法打探清军的训练强度、武器配备，甚至连士兵的日常作息都摸得一清二楚，这种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的侦察，让日军对北洋舰队的情况了如指掌。 日本间谍还直接渗透到清军内部，用金钱和美色打开缺口。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就是典型，他以松昌洋行职员为掩护，1884年18岁就来华开展间谍活动，曾深入江苏、浙江、四川等13个省份调查。 1894年，他通过兑换英镑结识了清军护卫营弁目汪开甲，再通过对方搭上李鸿章的外甥、军械局书办刘芬。 石川伍一摸准了刘芬贪财好色的弱点，用珍贵古董和日本妓院拉拢腐蚀，让刘芬彻底沦为汉奸，不断提供援朝清军的情报。 正是这份精准情报，让日本大本营及时调整兵力部署，1894年7月在丰岛海面精准围攻清军运兵船，导致千余名清军丧生，“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甲午战争的序幕就这样被间谍情报推动拉开。 直到汪开甲的异常行为引起清军注意，石川伍一和刘芬被抓获处决，这起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间谍案，才让官员们真正意识到日本渗透的严重性，但此时大局已定，为时已晚。 日本的间谍渗透绝非局限于沿海和军事要地，而是遍布全国各个角落。 华北的总机关设在北京，头目青木宣纯化名广濑次郎，不仅搜集情报，还绘制了精密的北京郊区地图，这是日本第一次获得北京周边的详细地理资料，把内陆省份的地理险阻和军备情况摸得明明白白。 这种全方位的渗透，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远超清政府对自身的认知，形成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绝对优势。 而且日本间谍还承担着搅乱人心的任务。甲午战前，日本大本营给驻天津间谍神尾光臣下达特殊指令，除了搜集绝密情报，还要刻意发回中国积极备战的假消息，以此激起日本国民的战争情绪。 这种混淆视听、煽动对立的操作，本质上就是心理战，通过制造信息差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误解，也让国内民众对战争形势产生误判，从内部瓦解抵抗意志，这种软刀子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正面战场的炮火。 从这些细节就能看出，甲午战前日本的间谍战，早已不是简单的情报搜集，而是一场集军事侦察、社会渗透、心理操控于一体的综合作战。 他们用二十多年时间，以经商、办学、行医为幌子，把间谍网络织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用金钱美色腐蚀官员，用暗语系统传递情报，用虚假信息搅乱人心，把清政府的虚实摸得底朝天。 这种“未战先胜”的暗战准备，也注定了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被动挨打，而高志凯教授的警示，正是提醒我们铭记这段历史——战争从来不止于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些潜藏在和平表象下的渗透与阴谋，才是最需要警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