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1881 年日本成立的玄洋社，名义上喊着 “大陆腾飞” 的口号，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安插在中国的间谍总巢。 日本政府和军方躲在背后撑腰，让这群披着商人、学者、僧人外衣的日本浪人，在中国大地上撒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报网。 1886 年，陆军中尉荒尾精带着军方使命来到上海，开了家乐善堂药店当掩护，没几年就把据点挖到了汉口，之后更是以 “开分店” 为名，把触角伸到了西藏、新疆这些当时中国人都少有人涉足的偏远地区。 这些间谍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有的甚至能讲地道方言，混在街市上根本看不出异样，可他们的眼睛却在盯着中国的每一个要害。 比伙食更致命的情报，是北洋舰队的军事机密。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花钱收买了电报局的职员，直接拿到了北洋舰队 “济远”“广乙” 舰护送 “高升” 号运兵船的具体航期。 日本军舰根据这个情报半路偷袭，“高升” 号被击沉，上千名清军士兵葬身海底，北洋水师一开始就遭了重创。 这些间谍潜伏的二十多年里，日本把中国的情况摸得比自己家还清楚。他们绘制的中国军用地图，比清军自己用的还精准，连村口的一棵树、路边的一间房都标注得明明白白，到抗战时缴获的日军地图，还能看到这种令人心惊的细致。 而当时的清政府，却沉浸在 “天朝上国” 的迷梦里盲目自大。朝廷上下都觉得北洋水师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就是亚洲第一，没人把日本这个 “弹丸小国” 放在眼里。 从 1888 年北洋水师成军后，就再也没添过一艘新舰、一门新炮，可日本却每年把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投到军费里，短短几年就造出了八艘四千吨级以上的主力舰。 这种盲目自信带来的差距，在战场上被无限放大。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大炮五分钟才能发射一发，而日本舰队的速射炮一分钟就能打五发。 我们的炮弹大多是填着砂土的实心弹，打在敌舰上顶多砸个坑，而日本用的下濑火药爆破弹，一命中就烈焰腾空，根本没法扑灭。 更可笑的是，北洋舰队烧的是最差的八槽煤，燃烧不充分，不仅让军舰航速比日本舰队慢了两节，还会冒出浓浓的黑烟，老远就把自己的位置暴露给敌人。 反观日本，早就建立了完善的兵站补给体系，舰上有冷藏舱，还能自己生产牛肉罐头，开战前物资准备得足足的。 清政府的腐败更是给间谍活动开了绿灯。石川伍一被抓后，查出他和北洋军械局的官员有勾结，可李鸿章为了保全亲属，竟然想把案子压下去，直到光绪皇帝多次催促才依法处斩。 慈禧太后为了办六十大寿，挪用了七百多万两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而北洋水师八年里实际拿到的军费还不足一半，连锅炉老化都没钱更换。 当官的忙着中饱私囊，当兵的训练流于形式，整个国家对潜伏在身边的敌人毫无防备，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打赢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最终，63 万清军输给了 24 万日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我们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了两 亿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日本三年的财政收入，让他们一下子攒够了发展的资本，而中国却彻底坠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这场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不勇敢，邓世昌驾驶致远舰撞向敌舰的壮举足以载入史册，可再勇敢的士兵，也扛不住情报上的全面劣势，扛不住朝廷的昏庸无能，更扛不住那种致命的盲目自信。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已经消失，更不代表我们可以重拾盲目自信。 现在的情报战早就不是当年的间谍潜伏那么简单，卫星侦察、网络渗透、信息窃取，手段比一百多年前先进了千百倍，敌人可能不用踏足中国领土，就能拿到关键情报。 日本的军事力量依然不容小觑，他们的自卫队装备精良，情报体系完善，多年来一直在加强军事部署，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现实。 高志凯教授的提醒，本质上是让我们记住：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靠嘴上的自信，而是靠长期的准备、严密的防备和清醒的认知。 当年日本用二十多年的潜伏换来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天的我们更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因为现在国家强大了就掉以轻心。 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发展进步，也要正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既要建设强大的军队和国防，也要筑牢情报防线和思想防线，让敌人无机可乘。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惊人地相似。甲午战争的屈辱已经刻进了民族的记忆，那些因为盲目自信付出的惨痛代价，我们再也承受不起。 记住高志凯教授的警示，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要保持清醒；不是要敌视谁，而是要守护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只有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才能让我们的国家真正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