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这话听着尖锐，却戳中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博弈。卢麒元不是空有言论的学者，深耕财政、投资领域三十余年，从财政部到香港资本圈的跨界经历，让他既懂政策制定的门道，也看清了国际规则背后的利益纠葛。他口中的“立规矩渗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隐性博弈——规则制定权早已成为比技术、资本更核心的竞争筹码。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本身不是原罪。最高法近年就发布过不少涉外民商事案例，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等国际规则，目的是便利跨境贸易、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权益。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在定义这些“国际标准”？现实是，多数领域的规则仍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字里行间藏着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限制。欧盟曾以“环保”为名推行统一充电接口标准，直接让苹果公司被迫调整全球供应链，本质就是用规则保护本土产业。中国光伏、高铁产业早年也曾遭遇过“标准壁垒”，明明技术达标，却因不符合他国主导的规则而处处碰壁。 卢麒元的担忧，恰恰是怕我们在“与国际接轨”中失去自主。立法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一句“优先采用”可能让本土产业陷入被动——比如在芯片、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若盲目套用他人标准，不仅会限制自主技术迭代，还可能把产业链安全拱手让人。这不是拒绝全球化，而是要清醒认识到，国际规则从来不是中立的“通用模板”，而是各国利益博弈的结果。 再看“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的主张，表面激进，核心诉求其实是防范利益冲突。立法者的背景、关联利益，确实可能影响规则导向。美国国会议员需定期披露财务状况，欧盟要求关键立法参与者申报利益关联，都是为了避免“政策俘获”。中国立法有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等程序，但对立法者个人背景的动态审查机制仍有完善空间。卢麒元强调“每次参与”，就是看到了静态审查的局限——人的身份、利益关联会变，只有动态跟踪，才能确保立法始终站在公共利益立场。 网友的热议恰恰说明，大家对“规则公平”的迫切期待。支持者觉得他敢说真话，戳中了资本套现、规则不公等痛点；质疑者担心“政审”会限制专业人才参与，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双方的共识很明确：立法必须守住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底线，既不能闭门造车脱离全球化，也不能盲目跟风丧失自主权。 中国早已不是只能被动接受规则的国家。在5G、特高压、新能源等领域，我们已经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开始输出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这种转变告诉我们，“接轨”不是单向的适应，而是双向的博弈与共建。卢麒元的发声，更像是一次制度预警：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立法必须保持清醒的主权意识，既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更要筑牢产业安全、公共利益的防线。 立法从来不是远离生活的事。我们买什么产品、交多少税、就业权益如何保障，都由规则决定。卢麒元的主张或许需要更完善的落地路径，但他提醒我们：规则制定权不能失守，立法者的初心不能偏离。在全球化与自主发展的平衡中，唯有守住立法的独立性、公正性，才能让规则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护城河”，而非他人设下的“枷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