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当皇帝后，为了避免他爹下跪，刘邦想了一招，后世沿用2000年 公元前二百零二年的某个日子，刚刚在汜水之阳登基的刘邦站上皇帝的位置时，心里并不只是得意。他从泗水亭长一路厮杀到高祖皇帝，身上的草根气还没退干净，朝堂上的规矩却已经压了下来。 按新定下的朝仪，天子一出，万民跪拜，可是他的父亲刘太公还健在，这个从沛县乡里走出来的老农，忽然被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跪也不是，不跪也不是。 一开始，刘邦还沿着旧习往前走。史书记载他“五日一朝太公”，像过去一样去探望父亲，该行的礼一项不落，俯身跪拜，完全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姿态。 沛县父老要是看见，只会觉得这皇帝孝顺，谁又会计较那一跪一拜的规矩。但等朝廷慢慢站稳，诸侯百官依品级排班入朝，这件事便变了味。 站在刘太公身边的家令终于开口，用“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样的话点明了问题，高祖虽然是儿子，更是人主，刘太公虽是父亲，按体制仍属臣列，若让皇帝跪臣，威严从何谈起。 刘太公被说动了，下一次刘邦再来，他便手持扫帚站在门口，倒退着把儿子迎进来，恭恭敬敬，拒绝再受那一拜。刘邦见了心中一惊，忙把父亲扶起。 眼前是亲情的自然流露，背后却是皇权与父权的硬碰硬，这一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若不把这个结解开，刚刚搭起的天下秩序迟早会出岔子。 于是，刘邦把问题搬上了制度层面。他在诏书中说，人伦之中父子至亲，父有天下可以传给儿子，儿子坐了天下就要尊崇父亲，这才算走到“人道之极”。 他把天下初定的功劳都归到“太公之教训”，自己只是奉命行事的一员，把父亲抬到了决定性的位置上，接着顺势给了一个全新的称号，把刘太公尊为“太上皇”。 从此，父亲在名分上被安置在皇帝之上，却又不参与政务，既不是普通臣子，也不是实际君主，为皇权和孝道之间腾出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这一安排并不只停留在一纸诏书上。定陶的册封礼上，刘邦亲手捧着诏文，率群臣向太上皇行礼，让天下人清楚看到，皇帝可以拜的是太上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父亲。 后来在长安，他还特地仿造家乡在城外修建新丰城，把丰邑的乡亲们迁来，供太上皇与老邻里厮守，既让父亲免于宫闱拘束，又显出一番做儿子的心思。 酒席间刘太公偶有抱怨，说自己反倒受制于这个皇帝儿子，刘邦则拿“天命所归”来化解，既安抚父亲，又让在场的大臣听着顺耳。 从制度层面看，太上皇的位置成了皇权体系顶端的一块缓冲地带。一边是《孝经》所讲的“移孝作忠”，要求臣子以侍奉父母的那份心去事君；另一边是现实中的父子同处宫廷，感情和礼法随时可能冲撞。 刘邦用太上皇这一尊号，把两边的力量分开：皇帝对太上皇尽的是儿子之孝，同时又通过这种公开的孝行，树立起天下臣民效仿的榜样；太上皇不预政事，则确保朝野的忠心只指向在位皇帝一人。 正因为如此，这个称号很快被后世沿用。 晋惠帝被赵王伦废黜后仍被尊为太上皇，是借着这层名分继续安置前任君主；唐高祖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退位，由唐太宗奉为太上皇，表面是父慈子孝，实际完成了权力顺利交接；明英宗复辟时，虽然把弟弟明代宗降为郕王，却没有轻易动太上皇的名号，以免动摇前朝安排。 到另外一些时候，这制度又被赋予新用法，唐睿宗屡次在皇帝和太上皇之间转换身份，武则天在夺位前尊李旦为太上皇，用的依旧是这层尊号提供的缓冲和遮蔽。 清代的乾隆更是把它发挥到极致，在位六十年后自称太上皇，让嘉庆名义登基，自己却以训政之名握住实权，在宁寿宫里继续做着最有力量的太上皇。 这样回头看，所谓太上皇，并不只是对一位长辈的尊称，而是一整套在亲情与皇权之间搭起的制度桥梁。它起于刘邦为父亲那一跪的犹豫，也落在后世无数次权力交接和伦理安顿的细枝末节里。 从汜水之阳那场登基，到紫禁城深处太上皇的闲居，名字在沿用，场景在变化，始终不变的是统治者在规矩与人情之间寻找平衡的那份算计与拿捏。 刘邦从草莽中带出来的，不只是血性和胆略，还有对人心与礼法的敏感，他用一个称号开了头，后来的两千年，都还在这一步里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