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来到重庆市公安局，自称是特务要自首。工作人员查清她的身份背景后，大吃一惊说道：“她不是特务？更不是个女人？” 王琼，解放前，他在北大和清华这种顶尖学府工作过，是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按理说，这样的人才，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怎么着也能混个不错的前程。可王琼心里有个死结——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投错了胎。 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严重的性别认知障碍。在他的潜意识里，自己就是个姑娘，只是被困在了一个男人的躯壳里。在那时候，没什么心理医生，更没人懂什么LGBT，这种想法在旁人看来，那就是“变态”、“二胰子”。 为了变成“真正的自己”，王琼可以说是煞费苦心。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变性手术，但他懂点医理，居然自己偷偷买雌性激素来吃，甚至给自己注射。 你还别说，这药劲儿真大。时间一长，王琼的皮肤变得细腻了，胡子不长了，喉结也变小了，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柔声细气。他开始蓄长发，穿女装，混迹在人群里，如果不仔细盯着看，还真没人能把他认出来。后来他还混进了队伍，甚至跟女兵们生活在一块儿，愣是没露馅。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可能也就是个民国版的“丹麦女孩”。可坏就坏在，时局变了。 1950年前后，由于战乱和封锁，市面上的药物供应断了链子。王琼赖以维持女性特征的雌性激素买不到了。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断药的后果来得特别快。没过多久，王琼惊恐地发现，自己下巴上开始冒出青色的胡茬，喉结也开始隐隐作痛，男性的生理特征正在一点点“复辟”。这下他慌了神。他当时可是以女性身份生活在集体里的，这要是被身边的女同志发现他是个男的，那就不光是社死的问题了，在这个讲究作风和纪律的年代，搞不好会被当成流氓罪给毙了。 这就是王琼面临的死局：生理特征瞒不住了，必须找个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虽男却女”。 人在极度恐慌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决定。王琼琢磨了一圈，想出了一条自以为高明的“苦肉计”。 他心一横，编了一套瞎话，跑去公安局自首，说自己是军统精心培养的特务。为了方便获取情报，国民党特务机构强行给他注射药物、进行改造，让他男扮女装潜伏下来。 你看看这脑回路，他宁愿承认自己是人人喊打的“特务”，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个有性别认知障碍的“普通人”。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价值观里，政治上的敌人或许还有改造的机会，但生活作风上的“怪物”，那是连做人的尊严都会被剥夺的。 他想得很“美”：只要承认是特务，那自己身上出现的男性特征，甚至之前的女性装扮，就都有了合法的解释——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和“特务机构”迫害我的证据啊！我是受害者啊！这样一来，不仅解释了性别问题，说不定还能因为“主动坦白”争取个宽大处理。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公安局的办案效率。 工作人员一查档案，把他的过往经历翻了个底掉，发现这人除了爱穿女装、有点洁癖之外，压根就没接触过任何特务组织，连把枪都不会摸，更别提搞情报了。 真相大白之后，审讯室里的气氛那是相当尴尬。特务不是特务，女人不是女人。这怎么判？ 按理说，这属于谎报案情，扰乱治安。但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特殊做法。上级领导一琢磨，觉得这事儿虽然荒唐，但王琼这个“形象”很有教育意义啊！ 怎么个有意义法？那时候正在搞“反特宣传”，老百姓对特务的概念还停留在电影里的黑风衣、墨镜男。领导觉得，正好借王琼这个例子，告诉大家：特务那是无孔不入、乔装改扮的高手，连男扮女装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于是，一出荒诞的悲喜剧上演了。 王琼并没有被关进大牢，反而被安排成了一个活体“反面教材”。在重庆乃至后来云南举办的“反特展览”上，王琼都要穿着那身妖艳的女装，现身说法。他得按照之前编好的剧本，一遍遍地对着台下的老百姓“忏悔”：我是怎么被国民党反动派毒害的，他们是怎么逼我变性的，我是怎么利用色相去套取情报的…… 台下的群众听得那是咬牙切齿，纷纷感叹敌人太狡猾、太变态；台上的王琼演得声泪俱下，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穿女装了，却是以一个“怪物”和“罪人”的身份；他终于保住了性命，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事儿现在听起来像个段子，但细琢磨全是眼泪。王琼这辈子，其实就想做个女人，但在那个大时代的洪流下，他个人的这点微小的愿望，被挤压得变了形。他为了掩盖一个在当时看来不被世俗容忍的“秘密”，不得不编造一个可能掉脑袋的“罪名”。 后来的档案里，关于王琼的记载并不多。有人说展览结束后他被遣送回了原籍，也有人说他最后在孤独中度过余生。不管结局如何，他在1950年那个冬天的选择，都成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道刺眼又荒谬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