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要是把时间回拨到1076年，去南京的钟山半山腰溜达，你很可能会碰上个穿着粗布衣裳、骑着个老毛驴的干瘦老头。这老头不仅没个当官的样，反而哪怕是碰上叫“张公”的老农，他都会客客气气地回一声“相公”，然后乐呵呵地感叹两人身份就差一个字。 不知情的人很难把这个正在地里费力拔草、从井里打水浇灌青菜萝卜的老头，和那位在大宋朝堂上掀起惊涛骇浪的宰相王安石联系在一起。 这时候的王安石，给这处位于江宁城门和钟山顶正中间的几间土房起了个名字叫“半山园”。房子烂得连围墙都没有，还是原来早就买好的荒地盖的。与其说是为了那个“知府”的官职贬谪而来，不如说是来这儿疗伤的。 他这一退，看似云淡风轻，背后其实是早已鲜血淋漓的心。 如果你翻开他的旧书箱，哪怕里面藏得再深，也能翻出一股子透心凉的寒意。那是被“自己人”捅刀子留下的。想当年，那个被他视作接班人、被朝野誉为“颜回”的吕惠卿，在他第一次罢相时，转头就把他两人的私信抖露给皇帝，给他扣上“欺君”的帽子。 更绝的是，这人还借着案子把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整到流放，最后死在异乡，生生把他俩约好退休去“乘槎泛海”的梦给砸得粉碎。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在这几间漏风的土屋里，王安石偶尔会在午后发呆，望着远处发怔。他脑子里或许还在回响着儿子王雱五岁时那句“獐边者是鹿”的机灵话。那个曾跟着他编撰新义、心气极高的天才儿子，却因为斗不过吕惠卿这种老油条，把自己活活气病，三十三岁就撒手人寰。 正是这场丧子之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把那枚知府印信交得干脆利落。他不坐官轿，只让人挑了两箱书和几件破衣服，就把自己塞进了这片菜园子。 但这老头心里头的火，其实没灭干净。 他不想再去碰那个让他心寒的官场，却把力气撒在了村里的野孩子身上。他看着那帮孩子大字不识，就找了个破祠堂，把自己那个原本领着高俸禄的腰包掏空，给孩子们买米做午饭。他教的也不全是圣贤大道理，反而拿着算盘教算账、教怎么看云识天气。 村里的绅士要是敢来捣乱，这老头立马能从怀里掏出一份官府备案的文书甩过去，这时候，那个“宰相”的威压才显露出一两分。那个叫李狗蛋的孩子能给在外的爹写信了，这或许比他在朝堂上读奏折更让他有成就感。 虽然人在种菜，但凡是汴京来的消息，总能在他心里激起点浪花。 躺在半山园的病床上，他还会忍不住提笔给那个远在京城的学生——神宗皇帝写信，念叨着国家的安危。可惜，这种牵挂换来的却是不断崩塌的消息。后来司马光那一帮旧党重新得势，把新法像撕废纸一样一条条废除。 听说青苗法没了，这老头在土屋里忍着没吭声；听说保甲法也没了，还是忍着。直到听说那个他跟先帝磨了两年才定下来的“募役法”也要被废，这倔老头终于没忍住，气得拍着床板大骂：“这法子就没有一处不周全的，怎么能说废就废！” 这种执拗到了1085年变成了绝望。那天他正在给村里孩子讲课，皇帝驾崩的消息突然传到了这间破祠堂。他手里那把用了许久的戒尺“啪嗒”掉在地上，半晌没说话。 虽然课继续讲下去了，但下面听课的孩子都知道，先生的声音哑了。那是他在为那个曾经无条件信任他的君王，流尽了最后的眼泪。从那以后，他开始把自己那些熬得心血枯竭才写出来的文稿，一摞摞地丢进火盆里烧掉。 不过，在这个倔强老头的暮年，老天爷倒是安排了一场奇妙的和解。 1084年，也是个金秋时节，有个老熟人骑着毛驴溜达到了这几间土房前。来人正是当年被新法整得灰头土脸、在黄州吃了四年红烧肉的苏轼。这一见面，没有任何剑拔弩张，两个老对手居然都穿着一身老农的衣服。 见苏轼欲行拜见之礼，王安石当即抬手制止，直言二人不必讲求这些繁文缛节。两人就在这荒村野地里游山玩水，喝酒谈诗。临走时，王安石还拉着苏轼劝他在金陵买地做邻居。 苏轼感慨万千，写诗说自己觉悟得太晚。送走了苏轼，这个平日里也不怎么夸人的倔老头，居然指着苏轼的背影跟人感叹：这样的天才，几百年才出一个。 就连那个在朝堂上要把新法赶尽杀绝的死对头司马光，托人送来还没定稿的《资治通鉴》时，王安石看了也只剩下一句“真是好书”的赞叹。 元祐元年春，病中的王安石为《字说》作序时笔锋骤停，书稿就此搁置。临终前，他捐出居所、嘱子焚毁残稿，要求薄葬于钟山，墓碑仅刻 “王安石之墓”。1086 年，66 岁的他在江宁小院离世，百姓自发吊唁，世人暂忘变法争议，只念这位执拗老者的一生伤痕与坚守。 参考信息：王安石缘何钟爱江宁府·华西都市报·2021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