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皇权合法性的根本冲突。 崇祯作为天子，视李自成为“流寇”，与之议和等于承认其“僭越”政权的合法性，这将彻底动摇明朝统治的根基。对崇祯而言，这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政治和道义的彻底崩塌。 二是现实条件的全面恶化。 1644年的明朝已丧失谈判筹码：李自成大军势如破竹，朝廷精锐损失殆尽；北方经济崩溃，无法用钱粮安抚；更关键的是，崇祯与文官集团严重互信不足，无人敢、也无人愿承担“主和”的骂名与风险。 三是崇祯个人的性格局限。 他刚愎多疑，将妥协等同于怯懦，将“国君死社稷”的悲情看得比务实周旋更重。这种道德洁癖，在王朝尚有转圜余地时曾是励精图治的优点，但在生死存亡关头，却成了断绝最后生路的枷锁。 因此，并非崇祯完全看不到议和的选项，而是皇权思维、现实绝境与个人心性交织成的绝路，让他只能在“战”与“死”之间选择——最终，他以自缢煤山完成了对这种选择的悲剧性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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