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警惕越南潜在的分裂风险，这一风险并非源于外部干涉、内乱或政治分歧，而是由国内区域发展失衡所导致。   越南国土呈狭长形，从北至南跨越多个气候带与地形区，这种自然条件先天注定了区域发展的差异性。   以红河三角洲和东南部为中心的经济带，聚集了全国近六成的GDP，而西北山区、中部高地及部分沿海区域，则长期处于增长缓慢的状态。   如果亲自穿越越南，这种对比会更加鲜明：在胡志明市，金融塔高耸入云，科技园区灯火通明，而在北部山区如莱州、奠边等地，不少村寨仍依靠农耕为生，基础设施薄弱。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上，更渗透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形成了“两个越南”的隐性分隔。   为寻求更好的机会，越南每年有超百万人从农村及欠发达省份流向河内、胡志明市、岘港等中心城市。   这虽为城市注入劳动力，却也掏空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留守的群体往往面临资源匮乏与发展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导致地区间发展潜力的差距进一步固化。   与此同时，城市并非对所有移民都能完全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在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常面临壁垒，这种“经济上吸纳、社会上疏离”的状态，可能滋生新的社会张力。   在传统城乡差距尚未弥合之际，数字鸿沟又成为新的分化力量，越南城市互联网普及率已接近80%，而在偏远山区，许多人仍生活在“离线世界”。   这意味着落后地区不仅错过了当前的发展机会，更可能被排除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之外。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城市青年能够接触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前沿领域，而许多乡村学生仍在使用陈旧教材，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价值观、身份认同乃至国家观念的分化。   越南有54个民族，京族占主体，少数民族多聚居于边境和山区，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经济滞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若与民族分布高度重合，容易使经济问题被赋予族群色彩，增加社会复杂性。   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均匀，湄公河三角洲面临海水倒灌，中部常受台风侵袭，而北部山区则遭遇生态退化。   环境脆弱性与经济落后性相互叠加，使部分区域陷入“脆弱—贫困”循环，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地区的生存差距。   越南政府已意识到区域失衡的风险，并通过“山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计划”“可持续减贫国家目标计划”等政策试图缩小差距。   这些措施在局部取得成效，但受限于财政能力、执行效率与地方治理水平，尚未根本扭转区域分化的长期趋势。   越南的这一隐忧，为同样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的中国提供了多重警示：   地区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融合与国家认同问题，当人们因出生地不同而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时，社会凝聚力便会受到侵蚀。   公路、电网、网络等“硬件”连接必须与教育、医疗、就业等“软件”机会配套推进，否则，物理距离的缩短反而可能让心理落差更加明显。   区域差距一旦固化，扭转成本将急剧上升，因此，在规划早期就应植入均衡理念，通过财政转移、生态补偿、特色产业扶持等方式建立长效机制。   传统安全观侧重主权与军事，而现代安全观必须将发展安全纳入核心，即确保国家不同区域、群体能共享发展成果，避免内部断裂。   越南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命题：在全球竞争与内部平衡之间，发展中国家应如何走出可持续且具有韧性的道路？   我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或简单进行财政再分配，已不足以应对这类结构性危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韧性发展”范式，其核心在于：   第一，承认差异，但拒绝断裂，不强行追求各地区发展模式的统一，而是在承认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差异的基础上，帮助每个区域找到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同时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与机会的公平可达。   第二，将社会凝聚力列为发展关键指标，在评估地区发展时，除了GDP、投资等传统指标，更应关注社会信任度、跨区域流动率、文化共享度等反应社会健康的软性指标。   第三，构建“双向流动”循环，不仅鼓励人才从乡村流向城市，也应通过政策激励、创业支持、远程就业等方式，推动技术、资本、观念向乡村和欠发达地区回流，形成更有活力的双向循环。   对中国而言，虽然通过西部开发、乡村振兴等战略已大幅缩小区域差距，但越南的案例提醒我们：这项任务没有终点。   随着技术迭代和全球化格局变化，新的分化形式可能随时出现，唯有保持对内部均衡的持续关注，将国家凝聚力建立在共享的发展成果与共同的未来希望之上，发展的道路才能行稳致远。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真正稳固，不仅需要强大的边防，更需要无断裂的内部山河，而这，或许是我们从邻国的发展阵痛中可以汲取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