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得肺癌，婶子就给打了几针白蛋白，领他去镇上买棺材，回来让二伯接去成都玩，二伯是 80 年代西安交大毕业的，在村里算文化人。 二伯来接三叔的时候，开着一辆旧桑塔纳，是他早些年在成都打工攒钱买的。三叔坐在副驾驶，身上裹着婶子给的厚棉袄，手里还攥着买棺材时剩下的几十块钱，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咳几声，咳得胸口发疼，就拿手按着。二伯专心开车，从后视镜里看了三叔几眼，也没提肺癌的事，只说成都的春熙路热闹，锦里的小吃地道，让三叔放宽心，好好逛逛。 车开了两天才到成都，二伯没带三叔去景区，反而先把车开到了华西医院门口。三叔一看医院的牌子，脸立马沉下来，扭头对二伯说：“我是来玩的，不是来治病的，你婶子都给我买好棺材了，治也是白治。” 二伯拉开车门，扶着三叔的胳膊往医院里走，语气很平静：“买了棺材也不耽误看病，我同学在这医院当呼吸科医生，先让他给你看看，看完咱们再去吃钟水饺，不差这一会儿。” 三叔犟不过二伯，只好跟着进了医院，心里却想着，反正都到这地步了，看了也没用。 二伯的同学姓王，戴着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给三叔做了一系列检查，又拿着片子看了半天，转头对二伯说：“还好送来的早，是肺腺癌中期，还有手术的机会，再晚几个月，就算神仙来了也没用。” 二伯听完，松了口气，拍了拍三叔的肩膀：“你看，不是啥不治之症，先住院做手术，等好了，咱们再去逛武侯祠。” 三叔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他一直以为婶子说的肺癌就是等死的病，没想到还能治，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憋出一句：“做手术得花不少钱吧。” 二伯知道三叔的心思，他一辈子在村里种地，没攒下什么钱，婶子打白蛋白的钱还是从亲戚那借的。二伯直接说：“钱的事你别管，我这些年在成都做点小生意，攒了点积蓄，够给你做手术的。你就安心治病，等好了，回村里再慢慢还我，就算还不上，也没关系。” 三叔听完，眼圈红了，他和二伯是亲兄弟，小时候家里穷，二伯考上西安交大，还是三叔辍了学去工地搬砖供的，没想到老了，反倒要二伯来救自己的命。 婶子听说三叔能做手术，连夜坐火车赶到了成都，一进病房就拉着三叔的手哭，说自己糊涂，听了镇上郎中的话，以为打白蛋白能续命，还傻乎乎地去买棺材，差点耽误了大事。二伯劝婶子：“也不怪你，村里没人懂这些，现在知道能治就好，你在医院照顾三叔，我回去凑凑手术费，顺便把那口棺材退了。” 婶子连连点头，说棺材铺的老板是熟人，应该能退，退回来的钱也能给三叔买点补身子的东西。 三叔的手术很顺利，王医生说切除的肿瘤很干净，后续再做几次化疗，复发的概率就很小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三叔的身体慢慢恢复过来，能自己下床走路，也不怎么咳嗽了。二伯一有空就来医院，给三叔带成都的小吃，讲自己在成都的经历，说他 80 年代从西安交大毕业，本来分配到国企，后来国企改制，他就辞职来成都打拼，摆过地摊，开过小饭馆，最后才开了个五金店，虽然赚的不多，但够自己花。 出院那天，二伯开车带着三叔和婶子去了锦里，三叔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尝着甜水面和三大炮，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他对二伯说：“这辈子没出过远门，要不是你，我连成都的门都摸不着，更别说捡回一条命。” 二伯笑着说：“咱们是兄弟，说这些干啥，你好好活着，以后每年都来成都，我带你去看都江堰，去爬青城山。” 回到村里，三叔把退棺材的钱还给了亲戚，又把那几针没打完的白蛋白送给了村里的五保户。村里人见三叔不仅没死，还精神头十足，都围着他问东问西，三叔就把二伯带他去成都治病的事说了一遍，村里人都叹着气说：“还是有文化的人不一样，要是光听你婶子的，这会坟头草都长出来了。” 婶子在一旁不好意思地笑，说以后家里的事，都听二伯的。 从那以后，三叔按时去成都复查，二伯每次都提前安排好医院和住处，还带着他四处转转。三叔的身体越来越好，能下地干活，还养了几只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常对村里人说：“人这一辈子，别遇到点事就认命，多听听有见识的人的话，说不定就有转机。” 而二伯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年回村里几次，给三叔带些成都的特产，兄弟俩坐在院子里喝酒，聊着小时候的事，聊着成都的繁华，日子平淡，却也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