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前一阶段爆火的苏超，还是刚刚结束的第十五届全运会，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赛事经济已从传统的“赛事搭台、消费唱戏”单一形态，演进为兼具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复合型经济业态。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以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为契机，已经创下16.5亿元赞助总额、500万张门票，预计将撬动超200亿元关联消费的亮眼成绩，更以“绿色办赛”“跨区域协同”“城市合伙人”等创新实践，展现出赛事经济从外在形态到内在本质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既有“蝶变”式的形态突破，更有“嬗变”式的本质升级，折射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发展、区域协同深度融合的新规律。
一、实现赛事经济的多种“蝶变”
第十五届全运会在空间布局、载体利用、参与模式等多维度打破了传统赛事经济的束缚，形成了“规模经济”、“循环经济”、“合作经济”的多重蝶变。
一是实现跨领域消费的“蝶变”。赛事经济的深层价值，在于其对全产业链的赋能作用。以赛事引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额度。通过全产业链赋能，使赛事经济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的“催化剂”正成为主流。全运会为粤港澳大湾区打开了流量“阀门”。本届全运会超过500万张的门票，意味着至少500万人次的客流量。该人群的流动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关联消费，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尤其是11月份通常是旅游淡季，全运会打破“常规淡季”的增长奇迹，景区、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显著。除直接经济贡献外，“赛+旅+展+创”的产业链在不断延展。
二是以更新破解赛事“负债”的“蝶变”。传统大型赛事往往伴随大量新建场馆，赛后易陷入“闲置浪费”困境，形成“赛事负债”。本次全运会提出“不新建大型场馆”理念，广东赛区90%的比赛场馆通过改造升级满足赛事需求，如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通过智能化改造，实现节能降碳45%以上，成为全国首个近零碳大型体育场改造项目。通过改造而非新建，将城市闲置的体育设施、土地资源等“沉没成本”转化为“有效资产”，既降低赛事举办的边际成本，又为赛后场馆运营奠定基础。
同样，此前的苏超联赛也遵循这一逻辑，其赛事场馆多采用学校体育场、社区运动中心等存量设施，通过简易改造满足比赛需求，不仅降低了赛事运营成本，同时带动社区体育设施的更新升级。这种模式打破了“赛事必须依赖新建载体”的路径依赖，为资源约束下的赛事经济发展提供了“绿色方案”。
三是实现跨区域协同的“蝶变”。传统赛事多以单一城市为承办主体，受限于行政壁垒与资源禀赋，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全运会首次实现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通过“开幕式在广州、闭幕式在深圳、部分赛事在香港澳门及珠三角城市”的空间布局，构建起“大湾区赛事共同体”，这种布局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行政壁垒，降低跨区域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粤港澳三地票务系统、应急体系、服务标准全面对接，使500万观赛人次在大湾区内实现“无障碍流动”，带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4%—125%，文旅消费整体增长20%。
同样，此前的苏超覆盖江苏省13个设区市，通过统一赛事运营标准、共享裁判资源、联动城市德比活动，县域流量、市域消费和省域产业形成了有机统一。据报道，苏超前六轮比赛监测的旅游、出行、餐饮、住宿、体育五个场景合计实现服务营收379.6亿元、同比增长42.7%。
二、实现赛事价值共创的“嬗变”
苏超联赛和全运会的实践进一步表明，赛事经济正从“短期流量拉动”转向“长期价值创造”，从“单一经济功能”转向“多元价值协同”深刻转变。
一是实现赛事商业行为的“嬗变”。传统赛事中，企业多以“赞助商”身份参与，核心诉求是品牌曝光，与赛事举办地的产业发展关联度较低，形成“赛事结束、合作终止”的短期关系。全运会开创性地将企业从“赞助商”升级为“城市合伙人”，此次官方列出的32家赞助企业中，有16家为广东本土企业，另有2家港资企业和1家外资企业，16.5亿元赞助总额覆盖金融、科技、文旅等多个领域，实现了赞助品类多样化、赞助主体多元化、区域分工协作化。通过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城市合伙人”激发了市场活力，让合作的效应持续释放，形成可持续的政企双赢新模式。
二是实现赛事资产属性的“嬗变”。传统赛事经济的价值逻辑局限于“门票+赞助”及衍生品的即时消费拉动，强调“需求侧短期刺激”，对城市产业的影响有限，而当前的赛事经济正越来越转向“供给侧结构优化”，通过赛事IP的“产业链渗透”，打破了“赛事IP时效性限制”，推动城市产业向高端化、多元化转型。在本次全运会上，通过500万张门票带来的客流，不仅直接拉动餐饮、住宿等即时消费，更带动体育制造、数字技术、文旅服务等产业的升级，如深圳科技企业开发的AI数字人志愿者系统，降低30%人力成本，提升50%响应效率；珠海推出10条“全运+”主题线路，带动冬季旅游市场逆势增长150%。尤其是本次全运会通过“IP全生命周期运营”，实现了从“短期IP”到“长期城市资产”的嬗变：赛前，将“湾区精神”“广府文化”融入赛事标识、吉祥物设计，使IP成为城市文化的“具象载体”；赛中，通过“票根经济”（即凭票根享商圈5—8折优惠）、通过2800多款特许商品实现IP价值即时变现；赛后，“全运游花城”IP持续运营，50条特色线路成为城市常规旅游产品。
三是实现赛事合作运营的“嬗变”。赛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引导，也离不开市场主体的深度参与。中国赛事经济“重举办、轻运营”“重投入、轻效益”问题，多以赛事由政府行政主导，市场主体参与度低有关。本次全运会赛事运营上，通过市场开发赞助、特许经营、票务三大市场开发计划激活市场活力。在产业协同上，通过“城市合伙人”制度吸引各地企业意向参与，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在赛后运营上，采用“政府监管+企业运营”模式，确保场馆赛后利用率。
无论是苏超还是全运会，中国赛事经济的“蝶变与嬗变”，本质是我国体育产业从“粗放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这种变革不仅重构了赛事经济的形态与逻辑，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赛事经济不再是“一次性的流量盛宴”，而是“长期的价值创造工程”，它既是城市消费升级的“助推器”，也是产业转型的“赋能者”，更是区域协同的“黏合剂”。未来，随着技术创新、制度完善与市场成熟，赛事经济将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