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那一声“再见”落下时，院子里异常安静，丹柿小院的柿树叶纹都像凝住了。小月不懂大人世界的沉重，只觉得爷爷今天格外认真，像要出门很久似的。 老舍蹲下来，轻轻理了理她的额发，那双写遍世态的眼此刻柔得像春天化冻的水。 院门一响，他的背影掠过早晨的阳光，仿佛正从自己一生最熟悉的胡同里抽身而出。 没人知道，他前一晚在家里静坐许久。衣襟上还留着前一天带回来的灰尘，家人帮他上药时，他一句解释都没有，只说“没事”。 他懂得所有人都在担心，但他心里那道裂纹已不是药水能抹平的。他六十七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却仍习惯每天起得很早，在院中散步几圈。那天他走得慢，似乎每一步都在回望过去。 他的过去，不只是作家荣耀的堆叠，还有少年时旗人家庭的困顿、十三岁辍学的无奈、母亲洗衣度日的艰辛。他的人生一向是硬撑着走。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从未放弃写作。 从北京到伦敦，再到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的讲坛，他把西方文学与市井经验揉在一起，写出《老张的哲学》，写出《骆驼祥子》，写出那些挺着脊梁、却常被命运按在尘土里的小人物。 他写人间百态，却很少真正替自己辩解过一句。 那天他走在去太平湖的路上，偶有人同他打招呼，他都轻点下头。曾经，他在重庆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在北京写下《四世同堂》，那些描写民族苦难的章节让无数读者潸然。 然而往事如烟，在他心里却始终燃着。他明白时代正在变，他更明白自己的文字在变革中会如何被理解，但他一直坚定相信：“写人，写心，写活着的人。”这种信念像灯塔，也像沉重的枷锁。 “一个人如果失去表达的力量，也就失去呼吸的勇气。”这句话后来被舒乙回忆时引用过，像为父亲一生的写作做注脚。 那天的太平湖边芦苇轻摆，风吹起来，有淡淡的水腥味。老舍站在岸边许久，身姿静得像雕刻。他并非冲动行事，而是像写一个必须落笔的、极难的句号。他的一生写尽众生，却唯独在这一刻不愿再写自己。 他闭过眼，直到那画面浮现——小月软软的声音：“爷爷，再见。”那声音像最后的牵绊，也像一种允许他放下的温柔。 入水的那一刻无人看见，但有人听说他当天穿得很整齐。整齐，是他对生活的尊重，也是他对自己最后的坚持。 第二天清晨，人们在湖边发现了他的遗体。自然界像什么都没发生，可北京城里再难听见那个带着幽默和苦涩的声音。家里人匆匆赶去认人，舒乙当场哭得瘫坐，母亲胡絜青握着丈夫的衣袖，久久不放。 小月那一天还在院子里玩，她问奶奶：“爷爷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人回答。 后来的资料里提到他生前住在“丹柿小院”，院里种着几棵柿树，是他亲自取的名字。他喜欢“四季分明的小生活”，喜欢写完一章后在院子里踱两圈，喜欢在胡同口同邻居闲聊几句。他的文字虽写尽人生荒凉，却总留一线温情，仿佛无论风雨如何，他仍想替普通人撑一把伞。 他的一生像极了他在《茶馆》里写的那句话：“人得活得像个人。”而他用整整六十七年，证实了自己确实做到了。 那天的告别，是一个时代的告别，也是一个作家用生命写下的最后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