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正值新中国刚成立，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各地军政系统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编和肃清旧势力，在这一年春天，一封从北京发出的调令送到了西北军区的36军军部。 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说是要他进京参加一次高级将领会议，讨论新时期部队整编和建设的相关问题，这对一位身居要职的将军来说，再正常不过。 可谁也没想到，刘万春的这趟“进京之行”，竟成为他军旅生涯最黑暗的转折点：刚下火车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迎面走来，态度冷峻，话语更是毫不客气：“刘万春，你被捕了。”这一句像惊雷一样在他耳边炸响。 刘万春字子修，出身河北一个普通农家，青年时期，因家境贫寒，早早投身军旅。他最初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任职，经历了北伐、抗日等多个重要战争阶段，在长期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山西、陕西一带带兵打游击战，精明干练，有时甚至亲自上阵突围，被部下称为“拼命三郎”。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带兵倒戈率部向中共投诚，随后被编入西北军区，任36军军长。 值得一提的是刘万春在西北战场上可谓战功赫赫，尤其在攻打胡宗南残部时，他的部队冲锋在前，立下赫赫战功，西北野战军不少将领都对他有不错的评价，甚至有人说：“刘万春一到，战事就稳了。” 1950年3月刘万春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一纸命令，要求他即刻启程赴京，参加高级军官会议，他当时并未多想，心想建国刚刚完成，军队正在重整，作为地方军长，理应参与政策讨论和部队重组。 他带了少量随从，坐上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一路上他还在车厢里与随员谈笑风生，甚至计划趁着这次进京，顺道看看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可他万万没想到，命运早已为他设下了一个黑洞。 火车抵达北京西站时，是一个阴沉的早晨，刘万春一身戎装，刚踏上站台，迎面就见几名荷枪实弹的战士走来。 他起初以为是前来接站的礼遇，便点头示意，谁知这些警卫神情严肃，其中一人直接出示军委命令：“刘万春，你涉嫌重大政治问题，立即停止一切职务，随我们走。” 他当场愣住，想要解释，却被两名战士一左一右夹住，迅速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直奔秦城监狱。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让他本人措手不及，连随行的几名警卫也一头雾水。有人试图打电话联系西北军区，结果却被告知：“刘万春的问题，已由中央接管。” 刘万春被捕后，调查组很快介入审讯，原来他在旧军阀体制下的种种行为，早已被有关部门掌握，最关键的，是他在抗战末期曾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有过密切联系，在西安和甘肃一带私设监狱、暗中处理异己，甚至涉嫌枪决革命人士。 此外他在36军任职期间，还被指控擅自处理缴获物资，转移财产到私人账户，并与地方豪强勾结，插手土地改革，这些问题在新中国的政治气候下，已构成严重的政治错误。 虽然他曾对中共有过“归顺”之举，但中央始终未对他完全放心，此次“会议通知”，更多的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请君入瓮”。 刘万春在秦城接受了长达数月的审讯，他起初百般抵赖，试图撇清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关系，但随着大量证据被摆上桌面，他终于低头认罪，交代了所有“历史问题”。 据当时的内部档案记载，刘万春的认罪态度“较为诚恳”，主动交代了部分未被掌握的细节，最终中央决定对其“从轻处理”，免于死刑但被彻底剥夺军职，永不录用。 而原本跟随他归顺的36军，也在同年被整编撤销，大量原军官被调离西北，分配到地方农场或工厂“劳动改造”。 刘万春的落马并非孤例，1950年前后，像他这样“旧将归顺”却难逃清算的将领并不在少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一方面欢迎旧部投诚，另一方面也严防“带枪投靠”的两面人。 刘万春的问题在中央看来，已不是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一个“阶级问题”的典型案例，他的经历也从侧面反映出那个年代对军政干部背景的严格审查与政治清洗的高压态势。 不同于后来一些被平反的将领，刘万春此后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他被长期软禁在北京郊区，直到晚年才悄然病逝，鲜有人知。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许多像他一样的将领，因旧有的政治背景和复杂的人脉关系，最终没能站稳新政权的舞台，刘万春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河北省泊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泊头市志 第二十一编 人物．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国铭主编；黄晋明，陈予欢，王叔凯副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 上．北京．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