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个地主周扒皮带着家人跑了，给地主干活的长工住进了他的房子，谁知后院树洞的一把钥匙，却再次改变了长工的生活！ ​1948年深秋，淮河以北的平原村庄笼罩在萧瑟之中，解放军的大部队已经打到了百里外。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和地主豪绅干了太多坏事，他们担心解放军算账，正带着家产往南边跑。 住进周扒皮房子的长工叫王老实，给周家扛活整十年，脊梁骨被扁担压弯了，家里五口人挤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冬天全靠捡柴禾取暖。 周扒皮跑的那天清晨，王老实还在地里割最后一茬豆子，远远看见周家的马车装得满满当当，连丫鬟都揣着金银首饰往车上爬。等他追回去想问句工钱，院里早就空了，只有管家临走时扔的一句“账都清了，房子你爱住就住”。 王老实没敢立刻搬进去，直到村里另外两个长工来找他——李家兴和赵老根，俩人跟他一样，欠着周家的租子没还，怕周扒皮回头来要。 三个汉子凑在一起合计，解放军要来了，地主跑了，这房子总不能空着冻着，不如先搬进去，好歹有个严实的屋顶过冬。 搬进去的头三天，他们只敢用前院的灶房和偏屋，周扒皮的正房和后院都没敢踏进去，毕竟当了十年长工，对地主的院子总有种天生的怯意。 改变发生在搬进去的第五天。那天王老实早起扫后院，想把枯枝败叶堆起来当柴烧，扫到老槐树下时，扫帚头勾住了树洞里的一团干草。 他伸手去掏，没摸到柴禾，倒摸出个油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裹着把铜钥匙，上面还拴着块小木块，刻着个“窖”字。 王老实心里咯噔一下，村里早有传言，周扒皮家有地窖，藏着他剥削来的银元，可谁也没见过在哪。 他没敢声张，等到夜里李家兴和赵老根回来，才把钥匙掏出来。三个汉子围着油灯看，赵老根突然拍了下大腿：“前院西厢房墙角有块青石板，我去年给周家修墙时见过，下面好像是空的！” 三人拿着油灯去西厢房，果然在墙角找到那块青石板，王老实试着把钥匙往石板下的锁孔插，“咔嗒”一声，锁开了。掀开石板，里面是个能容一人进出的地窖口，一股霉味混着铜锈味飘上来。 赵老根先跳了下去，片刻后举着油灯喊：“全是好东西！”王老实和李家兴跟着下去，只见地窖里摆着四个木箱子，打开第一个，银元用粗布包着，一锭锭泛着白光；第二个箱子里是地契，厚厚一摞，上面写着村里大半农户的名字，包括他们三个的； 第三个箱子里是账本，每页都记着谁借了周家多少粮、多少利钱，王老实的名字下面，画着密密麻麻的“欠”字；最后一个箱子里，竟是些绸缎衣服和首饰，显然是周扒皮没来得及带走的。 看着这些东西，王老实的手忍不住发抖。他想起十年前，娘病重没钱治，他去求周扒皮借点粮，周扒皮让他按三分利写借条，最后连本带利还不上，只能把家里仅有的二亩薄田抵了出去。 李家兴则红着眼眶翻着地契，他女儿去年冬天冻饿而死，就是因为周扒皮逼租，把他家的口粮都拉走了。 “咱不能自己分了。”王老实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解放军要来了，他们是为咱穷人办事的，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咱的血汗，该让全村人都知道。” 另外俩人没反对，他们也明白，私分了这些东西，跟周扒皮没两样。第二天一早，王老实就去找了村里的农会小组长——之前解放军来过工作队，教大家组织农会，只是还没正式开展工作。 农会小组长带着村民去看地窖时，院子里挤满了人。有人看到银元哭了，有人拿着地契当场就撕了，更多人围着账本骂周扒皮的黑心。 后来工作队来了，把银元换成粮食分给缺粮的农户，地契当众烧掉，按人头把周家的土地分给了村民。王老实分到了三亩好地，还在原来的土坯房旁边盖了两间新瓦房，冬天再也不用冻得睡不着了。 没人知道周扒皮最后去了哪，只听说他跑到江南后，家产被国民党溃兵抢了，最后流落街头。 而王老实和村里的长工们，靠着从地窖里找出来的“家底”，熬过了最艰难的冬天，等到了解放军正式进驻，开展土地改革。那把铜钥匙后来被王老实挂在房梁上，他常跟儿子说：“这钥匙不是开地窖的，是开咱穷人好日子的。” 这把树洞钥匙的出现，从来不是偶然的幸运，是剥削者藏不住的罪证，也是劳动者应得的回报。它改变的不只是王老实一个人的生活，更是整个村庄的命运——从被压迫到能挺直腰杆过日子，从看着地主脸色吃饭到拥有自己的土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