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发后，他的小舅子王济甫空军上校被关15年，结局何等凄惨？ 1950年春天，台北马场町的枪声一冒出来，街口有人停下脚，风从河边吹过来带着一点潮味，吴石被定了匪谍，枪决那天王碧奎被人从家里带进保密局，楼道里灯很白，桌上水杯没来得及收走，孩子几个散在外头，走走停停，不太敢往家门口靠，隔壁大娘看见了也不说话，把门掩上，晚上屋里只留一盏小灯。 这事扯到王济甫，他是小舅子，在空军里是上校，三十来岁，空军后勤学校毕业，会调物资也能上飞机，手脚利落，工具拿起来就用，底子稳，姐夫坐在参谋次长的位置，圈子里看他也亮眼，餐厅里有人拍着他肩膀讲再练几年，说不定能进副司令那条线上走一走，文件上他的名字干净整齐，飞行帽挂在办公室墙上。 1950年6月吴石出事，王济甫人在松山基地，跑道边的热气往上冒，机棚里扳手响，他还问值星官到底怎么了，话没问完就被架上吉普车，门一关，帽子还留在桌面，连夜往保密局开，人说理由很短，你是他的小舅子，五个字不多不少。 办公室翻过柜子翻过抽屉，没有密件，他自己也不晓得吴石在做什么，他不在情报那条线里，没参加过组织，药房接头夹带情报这些词是后来在牢里从别的口里听到的，1951年上法庭，法官摊着卷宗问你认不认识吴石，他答他是我姐夫，法官接着说那你就该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说不知道，判决书里落了几句字即无证据显示其参与，身为近亲必有耳闻，不报即为同罪，十五年，送绿岛。 绿岛那边当时叫火烧岛，海面上风硬，岸边一圈岗楼和铁丝网扣着，军事封起来，重刑的人都在里面，白天修石头路，海边抬石头，挖沟挖到手指都起茧，衣服晾在铁丝上常常不干，晚上睡竹编床板，一格里挤了五六个，翻身要打招呼，王济甫身体本来就弱，潮湿里干久了咳嗽，后来咳血，军医在铁皮房里看他，说肺痨，药在柜子里摆着，瓶子上贴着标签，吃药要钱，钱得家里寄，他的身份摆在那里，往里寄的人不多，他就这么撑着，天一天天过去，十五年又一季。 1966年出狱，码头上人来人往，他拎着一只帆布包走出来，脸色淡，船边的绳子在水里晃，没人接他，手里那张纸折了一次再折一次，从空军上校到无户籍人员，去单位打听，门口保全看了看摇头，身份证补办要材料，他托朋友跑了几趟，窗口里盖章那一下声音很轻，后来住到台北郊外，摆过一个小摊，台面上摆修车工具，扳手螺丝刀一排，偶尔有人把摩托推过来，他蹲下身拧两下，手上油迹洗不干净，晚饭常常是一碗面，零工是邻居喊一声就去，挣回来先付房租，钱不宽裕。 王碧奎有一段时间住在台大医院，病房门口安静，医生翻到亲属栏写着王济甫，护士悄悄讲他前几年来过，说是看一个老同事，站在门口看了会儿，脚退了一步就走了，他没进门，后面有人转述他说不想给她添麻烦，这话说完也没再提。 1998年他七十多了，走到相关单位把当年的判决书拿出来，说要申诉，促转会重新去查档案，卷宗一叠叠翻，纸张边角已经起毛，没有看到他参与的记录，审理写了原判无效，法院把那一纸判决撤掉，开了补偿金，六百七十四万多新台币，数字写在通知上很清楚。 钱他放着没动，家里问，他说拿了心里不踏实，过了几年，到2019年，吴石的家人代他把字签了，把钱全捐给国家人权博物馆，玻璃柜里后来多了一份收据，档案袋里夹着说明，做的是一个写明的手续。 他这一生不说冤，也不去做控诉，有人问起他对那个判他刑的法官怎么想，他回一句他怕的是我，不是我做过什么，是我和谁有关系，话到这儿他就停了。 很多人自己没在任何政治的线里掺和，日子里却会遇到那阵子的制度落在身上，吴石在战场上挂过军衔，走在枪口前，王济甫是普通人，声音低，门口没有一张给他申辩的大门，他的经历就摆在那儿，白色恐怖这四个字看着抽象，把王济甫这个结局拉到眼前，它就变得具体，一个人因亲戚坐牢去搬十五年石头，还要自己拿材料去证明清白，半辈子过去，听见一句对不起的时候，说话的人已经换了名字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