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地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陈菊梅1925年出生在浙江天台县一个穷山沟里，家里靠几亩薄田过日子，父母拉扯六个孩子，日子紧巴巴的。小时候，村里人一沾病就倒下，热病、咳嗽啥的，没钱看大夫，只能硬扛。她眼瞅着乡亲们遭罪，早早琢磨着学医，帮大家解忧。 1947年，她考进浙江医学院卫生系，头一回出远门，背个破包就去了杭州。四年本科，她埋头苦读，课余还去医院实习，学着给人量体温、换药，练出一手稳当的手艺。毕业留校附属医院，她干起杂活儿，从推药车到记病例，一步步往上爬。 1954年，国家挑她去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深造，专攻传染病学。29岁出国，她头一遭坐火车过边境，颠簸好几天才到。苏联那边冷得刺骨，语言不通，饮食也跟不上，她咬牙适应，早上五点起床啃书，实验室里泡一天，练显微镜、配试剂。 六年下来，她成绩拔尖，1960年提前一年拿下医学博士学位。 回国船上，她攥着证书想，祖国需要她，得赶紧干活儿。分配到北京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传染科，这地方专治重症传染病，病毒多，风险大，好多医生躲着走。她主动站出来，接下肝炎攻关任务。 那年头，病毒性肝炎闹得凶，全国患者一大堆，转氨酶高得吓人，死亡率八成五，成了国家大麻烦。医院把这摊子交给她，她领着小组，从早到晚泡在病房和实验室，抽血样、测指标、试药方，试了上百种中药西药，失败了就改，改了再试。她的手天天泡消毒水，眼睛熬夜盯数据，身体扛不住，扁桃腺炎犯了，阑尾也闹腾，她先忍着，怕耽误事儿。后来一合计，干脆切了，省得反复折腾。 扁桃体切了，阑尾也割了，可牙龈老发炎，容易感染，拖累工作。她想得明白，肝炎病人一天天等着，她不能躺下。于是一咬牙，找牙科医生，直说拔光所有健康牙齿。医生劝，家人拦，她铁了心，分三次拔，上排中排下排，一次拔一批，避免一下子太猛。 拔完戴上假牙，她照样上班，嘴巴有点不灵便，但研究没停。 肝炎研究正卡壳，转氨酶降不下来，她得全身心扑上去。拔牙这步，等于给她清了障碍，让她能多干几年活儿。国家那会儿医疗技术落后，肝病患者多得数不清，她知道，自己这把年纪，得争分夺秒。拔牙后，她调整饮食，吃流食，适应义齿，实验室里继续捣鼓药方。 她的逻辑简单，身体是工具，坏了修，修不好换，目的是救更多人。 1973年，她查房时碰上个老病人，反复住院，转氨酶老反弹。那人随口提，吃安眠药后指标稳了。她一听，追着问成分，查了查，发现五味子有戏。 回实验室，她带队熬药、提纯，先在动物身上试，记录数据，调配比。初期效果一般，她不服输，改方法，试蜜丸、煎剂，百来次实验，1975年终于在九个患者身上见效，转氨酶降了四成。 这药叫“肝得安”，一号蜜丸、二号片剂，推广开后，全国用上，慢性重型肝炎死亡率直线掉，从八成五砍到三成八。 几十万人因此捡回命，国家在国际上也扬眉吐气，不再被贴肝炎大国的标签。 她没停步，继续钻，领衔研出十多种新药，像复方鳖甲软肝片、乙肝病毒疗法啥的，针对肝衰竭、慢性肝炎，临床用上，救了上百万患者。 她的团队从几个人扩到几十，数据堆成山，她审报告、定方案，退休前还指导年轻人。 她从医61年，当兵时间长，正军级待遇，却享受上将级别医疗，91岁退休，96岁离世，遗愿简单，丧事从简，遗体捐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用。 她的临床资料、药方，全留给后辈，传染病防治链条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