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现场，“世界中国学优秀学术成果展”一角放置了多部新近出版的中国学书刊，吸引不少中外嘉宾的驻足翻阅。近年来，全球到底出版了多少本关于中国学的著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准确且权威的答案，大体只能依据个体图书馆的藏书规模乃至个别研究者的阅读经验来估算。”优秀学术成果展策展人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耿勇告诉记者，通过编写海外中国学重要著作目录等方式，精选一批有代表性著作，如“百年中国学著作指南”，是学界同仁期待的一件要事。“更别说哪些著作具有学科范式的价值，哪些文章经得起历史考验了？这都需要专业人士加以细致梳理与甄别。”

10月14日下午，在大会主办方安排的集体采访中，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尹汉超给出了一组海外中国学著作的最新数据：“近20年来，海外中国学著作成果日益丰富，大概有5万种，且每年的出版数量总体保持上升趋势。”

“大量著作的出版，见证了中国学的发展繁荣，记录了文明互鉴的历史进程。”尹汉超认为，利用“他者”观照自身文化，会催生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进而有助于真正树立起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

尹汉超介绍，2015年至2020年，在以英文写成的中国学著作中，人文主题的约有2700种，社科主题的约有3200种，科技主题的约600种。这反映了中国学研究的新兴发展趋势——在保持对中国文化研究兴趣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但也要看到，相较于中国出版界大量引进、翻译外文作品，将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数量却相对要少得多。”比如，2006年至2016年，仅1194种中译英的著作出版，为这一时间段海外中国学研究出版总量的12%。

新形势下，如何引领出版更多高质量的中国学学术著作，推动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发布的《文明互鉴与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上海倡议》指出了一个发力方向：支持青年学者成长，推动资源共享，拓展研究新空间，积极运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提升学术成果。

尹汉超表示，人工智能的浪潮大有席卷知识服务世界的趋势，对目录编纂作为文献揭示与组织重要手段的功能和地位提出了革新要求。“十五五”时期，有必要顺应文献信息数据化、知识化浪潮，深化学术共享便利度。

“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学术研究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真正创新与发扬。国家图书馆的海外中国研究奠基于百年文献的扎实基础上，期待与学界同人携手并进，为厚植学术研究能量，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