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德胜门的“鬼市”上，一位气质不凡的中年人正为一件旧瓷瓶的价格与人温和地争执。无人知晓，这位娴熟的“破烂王”，正是曾让日本特务机关屡次碰壁、坚决不肯出任伪满洲国高官的晚清贝勒——载涛。 时间倒回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紧锣密鼓地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他们需要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清朝皇室成员来装点门面，除了瞄准了溥仪，也将目光投向了在皇族中颇有声望的载涛。 几日后的一个下午，几位身着西服、态度倨傲的日本特使敲开了载涛家的大门。为首的递上了一份精美的请柬和一份礼单，上面罗列着令人咋舌的“好处”：伪满洲国“高官厚禄”、宽敞的府邸、巨额的资金支持。 “涛贝勒，”特使操着生硬的汉语，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诱惑，“满洲国即将成立，皇帝陛下（指溥仪）殷切期盼您能前往辅佐，共图复兴大业。您将是新国家的股肱之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堂屋内一片寂静。载涛看着那份沉甸甸的礼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家族的昔日荣耀、眼前的窘迫生活，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在他心中激烈碰撞。他知道，只要点一下头，锦衣玉食、显赫权势即刻便能回归。但他更清楚，这权势的背后是侵略者的刺刀，这富贵的代价是民族的屈辱。 片刻后，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却异常坚定，将请柬和礼单轻轻推了回去： “多谢‘厚爱’。但我载涛是中国人，此生只愿做中国民。请回吧。” 拒绝得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日本人错愕之余，并未死心，此后又接连派出说客，或利诱，或施压，甚至打出“家族亲情”牌，但载涛的态度始终如一，如磐石般不可动摇。 他知道，这一拒绝，意味着什么。清室覆亡后，他的家境早已败落。如今，断了日本人这条“财路”，生活立刻陷入了极度的困顿。但这位曾经钟鸣鼎食的王爷，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气节。 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放得下架子，就能活下去。载涛挽起袖子，开始了市井小民的生活。他凭着对古董家具的一些知识，走街串巷，收购旧货，然后到德胜门的“鬼市”摆地摊售卖。昔日指挥禁卫军的双手，如今熟练地摩挲着旧家具的纹路，与市井商贩讨价还价。有时一天下来，仅能勉强糊口。邻居们只见这位沉默寡言的“老载”每日为生计奔波，虽清贫，脊梁却挺得笔直。 有人不解，私下议论：“这位爷，何苦呢？去东北当个大官，不比这强？”载涛听闻，只是淡淡一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个‘官’，是带着枷锁的，我载涛不戴。” 自此，载涛彻底从政治漩涡中抽身而出。他深居简出，几乎与外界隔绝，刻意远离一切与日伪政权、伪满洲国相关的活动。这一“隐居”，就是整整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他的侄子溥仪在长春的伪皇宫里，做着身不由己的“傀儡皇帝”，在侵略者的卵翼下苟且偷生。而载涛，则在北平的胡同里，靠着自食其力，坚守着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民族气节。那个曾经属于大清王朝的“涛贝勒”，在精神上，已经随着那个腐朽的旧时代一同“殉葬”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洗尽铅华、灵魂“新生”的载涛——一个在困苦中保全了尊严的普通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