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公告，只说日本将台湾岛归还给中国，并没有说岛上的人怎么办。当时岛上的日本人回日本本土去了，有些人去欧美去了，大部分原住民留下来，现在只有一句话，台湾岛上的人，来去自由，但是台湾岛必须由中国大陆收回。 开罗宣言与雅尔塔协定作为二战后期的重要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这两份文件的核心在于领土主权的恢复，而非人口的具体安排。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中国领袖蒋介石共同签署宣言，条款简明扼要，要求日本归还自甲午战争以来侵占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份宣言虽非正式条约，却奠定了战后东亚格局的基础。 两年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内容，美苏英三国领袖在克里米亚的谈判中，重申开罗宣言的效力，确保日本战败后领土收缩。文件强调的是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日本作为侵略者需承担全部责任，包括放弃非法所得的土地。但在这些条款中，没有任何关于岛上居民如何处理的细则。这反映出当时盟国关注的重点是地缘政治的快速调整，而非社会层面的复杂安置。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其人口结构已高度多元化，这份遗漏看似技术性疏忽，实则体现了国际协议的务实导向：主权转移先行，人口流动顺势而为。 台湾光复之初，岛上人口约600万，其中日本人约占30万，其余多为汉族移民和高山族原住民。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遣返行动迅速展开，由盟军监督，中国接收当局组织实施。到1946年春，绝大部分日本人选择返回本土，仅少数几千人留下并取得中国国籍。遣返过程井然有序，美国提供船只支援，从基隆和高雄港口分批运送。约90%的日本人离岛，这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殖民体系瓦解后的自然结果。 那些返回本土者多为军人和行政人员，他们携带家当，融入战后日本的重建。少数前往欧美者，通常是技术或商业精英，利用战前积累的资源在美国或欧洲谋生。原住民和高山族则大多留居原地，继续从事农业和狩猎生活。这些汉族移民，早年从福建广东迁来，已在岛上扎根数代，他们视光复为回归祖国，无需大规模迁徙。文件未规定人口去留，却在实践中证明，主权易主不等于强制驱逐，居民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段历史显示，国际协议的执行往往依赖于现实操作，而非纸面空谈。 香港回归的经验，为理解台湾问题提供了鲜明对照。1997年7月1日，中英联合声明框架下，香港主权平稳移交，中国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英国官员和侨民的去留完全自由，有人选择返回伦敦，继续职业生涯；有人留下，遵守本地法律，参与新秩序建设。 相反，这份沉默被视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主权转移不干扰私人生活。中国政府一贯强调，领土完整与居民自由并行不悖。香港案例证明，当主权回归时，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不会引发系统性冲突。那些离去者多为高层行政人员，他们的撤离标志殖民时代的终结；留守者则融入多元社会，享受本地权益。这与台湾光复的逻辑一脉相承：文件规定边界，居民选择路径，无需额外条款即可运转顺畅。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进一步凸显了人口迁徙的内部性质。当时，大陆战局急转直下，上百万军民渡海而来，加入岛上既有居民，形成新的社会结构。这批迁入者约120万至200万，包括士兵、官员和家属，他们并非外来入侵，而是同一国家内部的调整。岛上原有汉族人口多为闽粤后裔，与大陆血脉相连，高山族则作为原住民，继续维护传统习俗。这些迁徙者带来大陆资源，推动岛屿经济起飞，如农业改良和基础设施建设。 到1950年代，台湾人口稳定增长，融合了多源群体，却未改变领土归属的事实。中国政府视此为统一框架下的正常流动，从未视之为分裂基础。相反，这强化了岛屿与中国大陆的有机联系。文件遗漏人口安排，并未导致混乱，反而让历史进程更显理性：主权如房屋，居民如住户，想走守门，想留遵规。 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在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居民享有充分自由，却不能借此挑战领土完整。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认了这一地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为其一部分。近年来，一些分离势力将家眷送往海外，持有外国绿卡，他们的离岛从未受阻。中国政府一贯开放，出入境政策宽松，强调同胞权益平等。 那些推动分裂者，若真觉不适，完全可选择迁徙，无人强留。但若试图割裂岛屿，那便是触碰底线，与14亿中国人对立。历史事实反复证明，领土主权不容交易，人口自由须在统一前提下行使。开罗与雅尔塔的文件虽未详述人流，却奠定铁律：岛屿归中国，居民来去自便。这份原则接地气，却蕴含深意——国家统一如大河，支流可汇可散，主干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