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为了满足自己对女性生殖构造的好奇心，一鬼子军医让人把一女人使劲儿摁倒在门板上，一刀划进她的下腹部，露出里面的脏器…… 1978 年日本秋田县的一间破旧民房里，73 岁的新井田躺在冰冷的榻榻米上，呼吸微弱。他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纸片。 那是 1945 年销毁罪证时偷偷藏下的实验记录碎片，上面 “马路大编号 734，病菌注射第 3 天” 的字迹，早已被他的指温焐得模糊。 弥留之际，他眼前反复闪过 1938 年哈尔滨平房区的那个午后，女人被摁在门板上的惨叫，像针一样扎进他早已腐朽的灵魂。 这个在乡下隐居多年、被邻居称作 “沉默老人” 的人，曾是 731 部队里最 “狂热” 的军医之一。1937 年新井田刚加入部队时，还会在解剖尸体后偷偷祷告，可石井四郎的一次 “训话” 彻底改变了他； “为了帝国的胜利，牺牲几个‘圆木’算什么？你们的手术刀，是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的！” 这句话像魔咒，让他逐渐丢掉了仅存的良知。 1939 年的冬天，新井田主导了一场 “活体细菌注射实验”。他亲自挑选了 5 名中国男性 “马路大”，将稀释后的鼠疫杆菌注入他们体内。 每天清晨，他都会带着助手去牢房 “观察”，记录他们体温、皮肤溃烂的程度。当其中一名 20 岁的青年哀求 “给个痛快” 时，新井田却冷漠地说：“你的痛苦，是为医学做贡献。” 直到第 7 天，青年全身溃烂而死，新井田还在记录本上写下 “病菌感染力强，致死周期 7 天”，这段经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却成了每晚折磨他的噩梦。 比细菌实验更残忍的，是他对女性 “马路大” 的摧残。1941 年春天，部队送来一名怀有三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新井田当即决定做 “胎盘病菌传播实验”。 他拒绝给妇女用麻药，理由是 “麻药会影响胎盘活性”。手术台上，妇女的挣扎被日本兵按住，新井田拿着手术刀，一点点划开她的腹部。 当看到还在蠕动的胎儿时，他甚至让助手拿来相机拍照，嘴里念叨着 “这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妇女在剧痛中嘶吼着 “杀了我”，最终在绝望中死去，而那个胎儿，被他泡进福尔马林瓶，放进了实验柜； 这个瓶子，后来在 1945 年销毁罪证时，被他偷偷埋在了实验楼后的树林里，成了他永远的心理阴影。 1945 年 8 月，苏联红军逼近哈尔滨，731 部队开始疯狂销毁罪证。新井田和其他军医一起，用炸药炸毁了实验楼，用机枪扫射了所有幸存的 “马路大”。 他亲眼看到曾经一起 “工作” 的军医，为了销毁证据，甚至点燃了存放 “马路大” 尸体的仓库，火光中传来的焦臭味，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逃亡途中，他听说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妻子和女儿全部遇难，那一刻，他蹲在路边呕吐起来，他终于明白，自己施加给别人的痛苦，原来真的会以另一种方式降临。 回到日本后，新井田靠着隐藏的实验数据，得到了美国占领军的 “庇护”。他改了名字，在东京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过上了看似平静的生活。 可他始终不敢看医学书籍，不敢听到 “实验”“病菌” 这类词语，甚至在看到孕妇时，会下意识地躲开。 1955 年，当年在 731 部队做杂役的中国老人找到诊所，拿出带有他签名的实验记录碎片时，新井田瞬间崩溃，他连夜关掉诊所，逃到了秋田县的乡下，从此再也没敢露面。 晚年的新井田，每天都活在忏悔与恐惧中。他会在深夜里对着墙壁磕头，嘴里念叨着 “对不起”，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地翻看偷偷藏起来的实验记录碎片，直到眼睛看不清字。 1978 年冬天，他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亲人，只有那张被攥得变形的纸片，他到死都没能摆脱罪恶的纠缠。 如今，哈尔滨 731 部队遗址纪念馆里，陈列着从实验楼废墟中挖出的福尔马林瓶碎片，虽然无法确定是否就是新井田当年埋下的那个，却成了那段黑暗历史的无声见证。 日本民间的和平团体，每年都会组织 “731 罪行反思会”，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正视这段历史。 而新井田的故事，也被收录在纪念馆的 “恶魔军医” 展区，警示着后人：战争可以结束，但罪恶不能被遗忘；人性或许会被扭曲，但良知永远不该被泯灭。 那些在 731 部队中逝去的无辜生命，虽然没能等到正义的审判，却在历史的记忆中，永远活在了我们心中，提醒着我们要守护和平，远离战争。 信息来源： 《隆娟，王茜编著. 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M].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