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为父亲举办70大寿，杨公馆内盛况空前。张学良带着30根金条、2万银元前去祝贺，但当他看到贺寿名单时却大吃一惊，此时的杨宇霆没想到，他的死期将至。 1929年，那会儿的东北天寒地冻，可奉天城里的杨公馆，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杨宇霆，这位在东北跺跺脚都得颤三颤的人物，正给他爹办七十大寿呢。排场？那必须是顶级的。可谁能想到，这场看似风光无限的寿宴，会变成他自己的催命符呢？ 当时年轻的“少帅”张学良也去了，礼数周全得很，30根金条、2万银元，这手笔放今天也是相当炸裂。可他一进门，瞅了一眼那贺寿名单，脸上的笑就有点挂不住了。这名单上的人，可不只是东北的老班底，连阎锡山、白崇禧这些“外人”的代表都赫然在列，更别提还有日本人的影子。这哪是祝寿啊？这分明是杨宇霆在跟全天下秀肌肉，告诉所有人：瞧见没，这张学良说话不好使，我杨宇霆才是东北真正的“话事人”！ 杨宇霆这人，外号“智囊”，是跟着老帅张作霖一路从草莽里拼杀出来的，一肚子计谋。当年奉系能有那么大的家业，他杨宇霆的功劳簿上，记着厚厚的一笔。老帅在世的时候，那是绝对的信任，军政大事，没他不点头基本办不成。可以说，杨宇霆就是奉系的“超级CEO”。 可问题是，CEO干久了，就容易觉得自己才是公司的灵魂。1928年皇姑屯一声巨响，老帅走了，27岁的张学良仓促接班。这一下，杨宇霆心里就不得劲了。在他眼里，张学良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六子”，吃喝玩乐在行，处理这么大的家业？他不行。这种心态，在咱们今天的职场里也常见，那些跟着老板打天下的老臣子，总觉得新来的“少东家”没啥本事，看哪都不顺眼。 张作霖尸骨未寒，杨宇霆就开始给张学良上“眼药”了。开会的时候，张学良瘾上来了想去抽口大烟，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桌子一拍：“大帅在天之灵看到你这样，能瞑目吗？”搞得张学良是面红耳赤，下不来台。还有他的铁杆搭档常荫槐，更是口无遮拦，私下里跟人说：“看汉卿那樣，早晚得抽死。” 这些话，风言风语地总会传到张学良耳朵里。年轻人火气盛，但他也知道，这帮老家伙是父亲的基石，动不得，只能忍。 真正让矛盾激化的，是“东北易帜”这件事。张学良看得明白，东北夹在日、苏之间，想关起门来当土皇帝是不可能了，必须跟南京老蒋的中央政府挂上钩，才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可杨宇霆他们不干，他们觉得这是把老帅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是“背叛”。 有一次，杨宇霆和常荫槐气冲冲地闯进帅府，张学良刚睡醒，穿着睡衣就被堵住了。杨宇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核心意思就一个：你小子没你爹那能耐，别瞎折腾！张学良气得直接撂挑子：“那你们来干，我不干了！” 在这种背景下，杨宇霆高调地办了这场寿宴。他就是想用这场盛会告诉张学良和所有观望的人：我杨宇霆的人脉和威望，远在你这个“少帅”之上。宴会上，他公然喊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甚至跟人说笑，称他是扶不起的“阿斗”。常荫槐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喊：“我看呐，明儿咱们都捧邻葛当家算了！” 张学良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看着眼前这帮人众星捧月般地围着杨宇霆，心里的火恐怕已经烧到了嗓子眼。他提前离场，不是赌气，而是心里已经有了决断。一个团队，不能有两个声音，一个东北，更不能有两个太阳。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 寿宴后没几天，杨宇霆和常荫槐又一次来到帅府，这次是为了一件大事：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且直接把人事任命都写好了，让常荫槐当督办，拿给张学良签字。 张学良看着眼前这两个嚣张跋扈的“功臣”，心里大概已经跟明镜似的了。但他没发作，只是平静地说：“这事儿得从长计议，要不先吃了晚饭再说？” 杨宇霆压根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直接顶了回去：“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我们回家吃饭，等会儿过来听结果！”说完，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 他们前脚刚走，张学良后脚就拿起了电话，打给了帅府警务处长高纪毅。电话里，他的声音冰冷而坚决。他没有长篇大论，核心意思就一句话：这俩人，留不得了。 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吃完饭，优哉游哉地回到帅府，准备“听结果”。他们以为等来的是张学良的妥协，却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帅府内的“老虎厅”和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士。没有审判，没有废话，只有几声枪响。 两个小时后，帅府对外宣布：杨、常二人阻挠国家统一，图谋不轨，已就地正法。消息传出，整个东北为之震动。那些曾经看张学良不顺眼、跟着杨宇霆起哄的老家伙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哑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