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鲁迅写了很多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老蒋大怒，派沈醉前去暗杀。沈醉在鲁迅门前蹲守半个月，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后台实在太硬了！” 1933年，老蒋对鲁迅的容忍差不多到了极限。这位用笔杆子当枪使的“文坛斗士”，文章篇篇扎心，火力猛得让南京脸上挂不住。于是，暗杀任务就交到了军统王牌杀手沈醉的手上。沈醉这人，业务能力没得说，心狠手辣，效率奇高，戴笠对他非常信任。 可就是这么个狠角色，在鲁迅家门口的弄堂里，足足蹲守了半个多月，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最后硬是没敢动手。事后他给戴笠的密电里说，“目标背景复杂，恐难收场”。很多年后，沈醉本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才道出了一句大实话：“他的后台实在太硬了！” 一个顶级杀手，对着目标望而却-步，理由居然是“惹不起”。那么，鲁迅的“后台”到底硬在哪？这可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某个大佬罩着那么简单，而是一张由各种复杂关系织成的、看不见的巨大网络。 沈醉在弄堂口蹲点，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来拜访鲁迅的人，三教九流，络绎不绝。其中，最让他头疼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大学教授和文化名人。这些人，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当时报纸上的头版常客，社会名望极高。 这就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蔡元培。 蔡元培是前北大校长，国民政府的元老，更是整个教育界的泰山北斗。他跟鲁迅是绍兴同乡，也是鲁迅的恩师和贵人。早在1912年，就是他把鲁迅请进了教育部。到了1927年，国民党清党，风声鹤唳，鲁迅的处境很危险。蔡元培顶着巨大压力，给鲁迅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著述员”的头衔。 这头衔可不一般。它意味着鲁迅是受国民政府大学院保护的专家。更实在的是，每个月有300块大洋的“干薪”，这笔钱，足够在北京买一个不错的四合院了。这笔资助，蔡元培硬是顶着压力，给鲁迅发了四年多。 这300块大洋，明面上是“著述费”，实际上就是蔡元培给全天下人看的一个姿态：这个人，我保了。动了鲁迅，就等于打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脸，蔡元培振臂一呼，全国的大学都得“炸锅”。蒋介石再强势，也得掂量掂量得罪全国知识分子的后果。 所以，沈醉看到的那些戴金丝眼镜的教授，背后站着的就是蔡元培这棵参天大树。这是鲁迅最硬核、也是最体面的一层“后台”。 如果说蔡元培是明面上的保护伞，那暗地里的人情关系网，则更为致命。 鲁迅是绍兴人，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江浙势力，尤其是绍兴籍的官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绍兴同乡会”势力圈。 别小看“同乡”这两个字。在那个时代，这是比任何契约都牢靠的关系。鲁迅早年经章太炎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跟秋瑾、徐锡麟那都是“同志”。后来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当年的许多老战友，到了1933年，都成了国民政府里有头有脸的“老人”。比如许寿裳、蒋梦麟等等，这些人明里暗里都把鲁迅看作“自己人”。 动鲁迅，就等于动了这群人的“脸面”。 更别提，还有一个让戴笠手下见了都得绕着走的人——宋庆龄。她当时也常去鲁迅家。她的车往弄堂口一停，就是最明确的信号。宋庆龄的背后，不仅仅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这个身份，更牵扯着江浙财团和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派系。沈醉就算再有十个胆子，也不敢在“国母”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他不是一个愣头青。他的文章，骂人是骂，但骂得极有分寸和策略。骂戴笠这种特务头子，可以指名道姓，毫不留情。因为他知道，这种人上不了台面，骂他，他除了暗地里搞小动作，不敢公开反驳。 但是，写到蒋介石，他从不直接点名。他会用“友邦人士”来暗讽，用《狂人日记》来戳破“礼教”的画皮。每一篇文章都像棉花里藏着的针，让你感觉到疼，却抓不到半点实际的把柄。他弟弟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私下说过：“直接骂，就要被追杀流亡，文章就到不了中国人眼前了。” 这种“藏”的功夫，就是他自己的盾牌。蒋介石就算气得拍桌子，也找不到一个“颠覆国家”的罪名来公开逮捕他。只能搞暗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而一旦要搞暗杀，前面说的那两张大网就立刻启动了保护程序。 更重要的是，鲁迅用自己的笔，占领了年轻人的心。当时，无论是在北大、北师大，还是在上海的街头，他的文章就是年轻人的“精神食粮”。他写的文章，第二天报纸一登，青年学生们就在操场上、宿舍里热烈讨论。沈醉派去学校的探子听到的，都是“鲁先生说得对！”。 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是最可怕的力量。杀了鲁迅，就等于点燃了全国青年学生的怒火。那后果，比得罪几个官员严重得多。蒋介石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一边想除掉鲁迅，一边又派陈立夫去“招安”，想给他个官做，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