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陈永贵住进钓鱼台的那一天，许多人都为他感到骄傲，一个农民能走进共和国最高层的居所，能在这里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工作，这本身就是轰动的事情。 可是，对于陈永贵来说，这却并不是一个值得欢喜的开始，他从第一天进入钓鱼台起，就清楚自己与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陈永贵之所以能住进钓鱼台，是因为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名声已经足够响亮，自六十年代以来，“农业学大寨”不断推进，他作为大寨的带头人，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中央认为他不只是地方干部，而是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人物，所以才决定把他调到北京，安排进国务院，甚至给他副总理的身份，钓鱼台是这个身份的象征。 可是，当初的陈永贵是怎样被人们注意到的呢？那是因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寨坚持自己解决问题，他始终站在最前面。 无论是修梯田，还是抗旱，他都亲自上阵，他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态度让上级干部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名字逐渐传遍全国，也让他最终走到中央领导的视线里。 到了北京后，陈永贵的任务远比过去复杂，他开始接触各种文件，参加各种会议，面对的对象不再是村里的乡亲，而是部委的领导，是各省的干部。 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并不轻松，他识字有限，看文件需要很久，但他从未有过推脱，他的态度是认真而谨慎的，他努力去理解每一份材料，尽量用最实在的想法来解决问题。 他不善于空谈，所以在会议上发言不多，可一旦开口，往往直指问题的关键，人们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从不虚言，总是讲自己见到的情况和最直接的判断。 可工作之外的生活却让他倍感拘谨，钓鱼台环境安静，出入管理严格，他每天除了公务，几乎无事可做，他与身边的人少有交流，许多时候都独自一人。 他习惯了在田里与大家一起干活，如今却要长时间待在这样的地方，这种落差让他始终不自在，他虽然住在北京，但心里始终牵挂着昔阳，牵挂着大寨，牵挂着那片土地和在土地上劳作的人。 每当听到有人从山西来，他都想方设法去打听消息，他想知道庄稼长势如何，想知道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 他无法忘记过去在村里时，乡亲们总是围着他问农活、问生产的情景，他在钓鱼台安静得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而那种寂静，更加重了他对故乡的思念。 这种矛盾情绪终于在一次工作汇报中被说了出来，他在中央领导面前坦言，自己最擅长的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研究文件，而是走到田间地头去解决问题。 他说自己希望能把时间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留在北京处理工作，一部分去全国各地调研，还有一部分要回到大寨。 他讲这番话时，并没有经过多少修饰，也没有顾及在场干部的反应，他说出的每个字，都是压在心里很久的想法。 毛主席听后没有批评他，相反，毛主席表示理解，毛主席清楚这样的干部不是依靠书本成长起来的，而是依靠实践。 他的价值就在于能直接联系群众。如果让他完全脱离土地，那就等于削弱了他的优势，毛主席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允许他按自己的方式工作。 陈永贵趁机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不想再住在钓鱼台，他说这里太远离群众，他宁愿住在普通的地方，毛主席听完也点头同意。 毛主席自己也曾体会过住在深院高墙里的限制，他知道那种隔绝感，他理解陈永贵的选择，不久之后，陈永贵就离开了钓鱼台，搬进了北京城里一处普通小院。 小院条件简陋，但比钓鱼台自由得多，他第一时间把住址告诉了家乡的乡亲们，从此，总有人千里迢迢来找他，农民们带着问题来，他总是耐心听，认真答，即便在北京的公务繁忙，他也抽空接待。 陈永贵搬离钓鱼台的消息，很快在各个层面传开，许多人觉得新奇，一个副总理居然主动放弃钓鱼台的优待，宁愿住在胡同小院，这在干部群体中引起议论，也在老百姓中引发热议。 人们说他没有忘记本色，说他还是那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对于乡亲们来说，这更是一个信号，他们相信不管陈永贵身处什么位置，他始终是他们中的一员。 此后几年，陈永贵的生活保持着这样的节奏，他在北京履行职责，同时不断下乡调研，甚至时常回到大寨。他既是副总理，又是农民代表。 他从未用身份与人保持距离，而是不断拉近与农民的关系，他的选择在当时极为罕见，却也让他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特的地位。 到了晚年，陈永贵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没有积累多少财富，甚至还打算把多年积攒下来的存款全部上交。 他对自己的一生并无遗憾，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为农民争取过，也尽力把真实的情况带到中央，陈永贵离开钓鱼台，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而是他坚持本色的结果。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钓鱼台无鱼可钓”——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前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