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而是红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损失惨重，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左右，领导层的军事路线问题暴露无遗。博古（秦邦宪）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推行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结果让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会议上，毛泽东站了出来。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提出红军得放弃硬碰硬的打法，转而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才能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他的观点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剥夺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进入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包括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而毛泽东的加入，意味着他从边缘走向核心。 紧接着，张闻天被推上前台，接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这不是简单的换人，而是路线纠正的信号。张闻天在会上做了反报告，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为毛泽东的战略主张背书。遵义会议就这样成了中共历史的分水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始奠定。 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长征，毛泽东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他在行军途中多次参与军事决策，比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这些机动灵活的操作，让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张闻天虽然名义上是负责人，但实际军事指挥更多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博古的失势则很明显，他从最高领导层淡出，影响力大幅下降。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延安根据地。这段时间，中央书记处的权力结构相对稳定，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张闻天负责理论和组织工作，周恩来忙于军事和统战，项英后来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而秦邦宪逐渐边缘化。毛泽东则凭借军事上的成功，逐步赢得更多支持。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局势又起了波澜。王明、陈云、康生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入领导层。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成员一下子多了三张新面孔。王明回国时气势汹汹，他主张一切服从共产国际，强调城市工人运动，和毛泽东立足农村的战略针锋相对。 这次调整看似是平衡党内力量，但实际上埋下了路线斗争的种子。王明的教条主义很快与毛泽东的务实风格产生冲突。比如，王明推崇“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反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强调独立自主的方针。陈云和康生虽然也加入书记处，但陈云更倾向于务实工作，康生则在后期靠向毛泽东一边。王明的强势回归，让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格局变得微妙起来。 时间来到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序幕。这场运动不仅是为了统一思想，更是对过去错误的清算。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路线被彻底批判。张闻天主动反思，他觉得自己理论多于实践，主动请缨去农村调研，从1942年起基本退出中央决策。博古转去《解放日报》当负责人，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王明则以身体不好为由，渐渐淡出权力中心。周恩来忙于重庆的统战工作，中央的日常事务更多落在毛泽东身上。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重大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同时改组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三人小组。这标志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彻底巩固。从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常委，到1943年的主席，他用八年时间完成了从边缘到核心的跨越。 回过头看，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崛起的起点，但他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博古和李德的失败，给了他上位的机会；张闻天和周恩来的支持，帮他站稳脚跟；王明的回国虽然制造了波折，但最终没能挡住他的步伐。这段历史既有偶然——比如长征中的军事危机，也有必然——中共需要一个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的领袖。 王明等人不是什么“负面人物”，但他们的教条主义确实拖了后腿。博古年轻气盛，却缺乏实践经验；李德外来和尚念错了经；王明空有理论，脱离实际。相比之下，毛泽东接地气，能把复杂的理论变成简单的行动，这大概是他能胜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