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是历史事实，还是满清栽赃？其实，这种荒诞数字是为了凸显绝对邪恶，进而呼唤绝对救世主，而满清就当仁不让成为了绝对救世主。 昨天写了篇满清系统抹黑明朝帝王的文章，被限得厉害，但越是被限就越是要聊。“吃瓜蒙主”曾说满清是奴隶社会，我觉得满清虽然没有奴隶社会之“形”，却有奴隶社会之“神”，因为它对汉人的系统性压迫和奴役是真实存在的。 它除了系统性抹黑明朝帝王，还对抗清人士进行了整体化污蔑，并把他们归结在《明史·流贼列传》中，比如李自成、张献忠、李过和高一功等。他们最初抗明，但在清军入关之后，就转而联合南明抗清，并表现出了宁死不降的气节。 而满清修《明史》则将他们定性成了“流贼”，通过贬低反抗者来强化其自身正统性。“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就是典型代表。在满清的描述中，估计连现在的恐怖分子都难以望其项背。 首先是身体污名化，《罪惟录》渲染张献忠“多须、毛身、齿长足俞咫，圆锐如锥”。其“黄虎”绰号更是被扭曲成了半人半兽的妖魔意象，让其暴力获得生物学“合法性”，有利于渲染其屠杀不是历史选择，而是野兽本能。 《后鉴录》收录了一个“偷鸡少年”故事，说张献忠少时偷鸡曾放言：“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为“四路屠蜀说”提供草蛇灰线式宿命印证。 《明史》宣称张献忠屠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其实明末四川总人口才300万左右，明末中国人口才1.5亿，那为啥会出现如此荒诞的数字？因为只有将屠杀规模无限放大，满清入川才能成为“解民倒悬”的正义之举，清军才能成为妥妥的王者之师。 《明史》还记载了张献忠的杀人细节：“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将暴力被升华为仪式化剧场，用獒犬鼻息决定人的生死，暗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反文明与反人道性。 为了笼络天下士人，《明史》还记载了张献忠：“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儒生的笔墨与骸骨在叙述中混作一团，把天下士人陷入其屠刀之下。而这一叙事恰恰又与满清文化怀柔政策形成强烈反差。 康熙多次亲诣山东文庙，首次祭孔就将传统“二跪九叩”改为“三跪九叩”，将祭孔确立为满清帝王祭祀最高规格，彰显对儒家文化的尊崇。 雍正追封孔子五代先祖为王爵，打破礼部原定的公爵封号限制，规定孔子诞辰日，全国致斋一日，禁止屠宰，与祭祀满清先帝同规格。乾隆曾八次亲临曲阜祭孔，首次即行“三献爵礼”。 康熙还将传统经筵的“大臣主讲”改由皇帝率先“御讲”，亲自阐述其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群臣磕头称颂后，再由讲官补充。使儒家“道统”从士人手中转移到帝王自身，由此完成“治统与道统合一”的身份转换。 看到没？张献忠就是个靶子，虚空打靶之后，满清就从关外“夷狄”蜕变成了华夏文明的守护者。这就完了吗？还早着呢！他们把“天命”叙事在张献忠身上用到了极致，榨干了张献忠所有的统战价值。 这种天命叙事的高潮在凤凰坡战役中达到了高潮。史载1646年决战时，大雾弥漫，张献忠中矢坠马。但在《明史》中，浓雾已化作天意具象，箭矢也成为了神罚载体，与张献忠杀瑞王时“天无云而雷”的记载前后呼应，形成天道震怒。然后，张献忠就被天收了！ 1646年，张献忠率军北上抗清前，展现出“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的决绝姿态。但满清却将其抗清事迹给抹掉了。总之，就是通过禁毁私史、审查方志等方式，将张献忠彻底钉死在“杀人魔王”形象柱上。 但2017年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4万余件出水文物对《明史》叙事进行了系统性否定。那些曾被用来佐证张献忠“掠民致富”的财宝，经考古学家鉴定，主要来自官府库银，上刻“长沙府岁供王府”、武冈州“都水司正银”等。 这说明张献忠的财富并非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明史学会会长商传所说的那样：“蜀王府所藏当以数十万计，这些为张献忠财富主要来源，绝非民间一二两收刮所得”。 据《大西驳骑营都督府禁约碑》记载，张献忠曾下令禁止军队扰民，要求“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违者严惩，传教士马加良的笔记也提到其早期对百姓的宽容态度。 学者任乃强在《张献忠屠蜀辨》中指出，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因是饥荒，以及明清军队混战，张献忠直接屠杀占10%左右，恰如《潜书》所揭露：“川人死于饥馑十分七八，杀于献忠者十分一二”。 从满清“恶魔”到20世纪“农民起义英雄”，再到当今史学的“复杂枭雄”，张献忠的形象嬗变就像历史权力的晴雨表。满清将其塑造成杀人恶魔，本质是对前朝暴力进行单向审判，为其“替天行道”提供逻辑铺垫： 杀戮越是残暴，满清入关就越显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