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王稼祥主动找到毛主席说：“我看不得行，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主席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哇！”王稼祥说：“没事，我给你拉拉选票去”。 最后，通过王的努力，毛主席实际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1935年，在贵州遵义的一座小楼内，有一堆红军高级将领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今后的革命方向。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湘江战役的悲壮牺牲，而博古的“正报告”刚刚结束，将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久久沉默不语。 突然，周恩来打破了僵局。 随后，毛泽东站起身，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条分缕析，直指要害。 就在这时，腹部重伤未愈的王稼祥被担架抬了进来。 他强撑起上半身，看向毛泽东：“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前形势危急，红军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必须改变军事领导！” 紧接着，他提议：“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这短短几句话，即将扭转乾坤。 王稼祥，这位躺在担架上的将领，用他重伤之躯承载的勇气与洞见，为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推开了一扇通向新生的门。 王稼祥投下这“关键一票”，绝非一时冲动。 而是历经血与火的淬炼、痛苦反思后的必然选择。 1930年，他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带着“国际派”的光环回到国内，曾是王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初到中央苏区，他带着“正统”的眼光审视一切。 然而，战场最无情。 在他亲身经历了反“围剿”的胜利，特别是1931年青塘会议后与毛泽东那次彻夜长谈，成为他思想转变的起点。 毛泽东没有空谈理论纸上谈兵，而是用详实的敌我数据、地形分析，阐述“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王稼祥被这种立足实际、灵活机动的军事智慧深深折服。 他开始意识到，那些在莫斯科学到的“教科书式战法”，在复杂的中国战场上显得无用功之地。 毛泽东那句“不能把马列主义当死书念，要用在我们自己的地里头”，让他彻底看清了前路。 1932年宁都会议，是王稼祥立场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当大多数人对毛泽东指责，要求撤销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却站了出来。 他顶着巨大压力，直言毛泽东的指挥思路符合红军实际，胜利正是源于此。 那一刻，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意外。 这次发言，虽未能改变毛泽东被排挤的命运，却清晰地表明了王稼祥已彻底脱离教条主义的桎梏，坚定地站在了真理一边。 此后的实战，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在李德错误指挥下的惨败，更让王稼祥痛心疾首。 他亲眼目睹了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如何将红军带入绝境，也更加确信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 两人都因病伤坐上了担架，湘江战役的惨烈，八万红军锐减至三万，鲜血染红了江水，也染红了王稼祥的眼睛。 在担架上的路途，成了他们深入探讨红军命运的移动会议室。 王稼祥忧心如焚，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指出当前领导体系的致命问题，认为非改变不可。 毛泽东则与他深入分析局势，探讨红军的出路。 在通道会议上，面对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冒险计划，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 王稼祥毫不犹豫，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紧接着张闻天也表示了赞同。 这次“通道转兵”，是红军在绝境中第一次按照毛泽东的主张调整方向，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也为后续的转折埋下了伏笔。 王稼祥深知，一次战术调整无法从根本上挽救红军，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变。 紧接着，他拖着伤躯，开始了艰难而关键的“拉票”工作。 他找到张闻天，两人进行了深入长谈，达成了必须改变军事领导的共识。 随后，他又分别与朱德、周恩来等核心人物沟通，坦诚分析形势，阐述更换领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王稼祥的沟通并非搞小团体，而是出于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 他的努力，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铺平了道路。 于是，便有了遵义会议上那一幕。 当毛泽东深刻批判错误军事路线后，会场内部无人发言表达意见。 关键时刻，重伤的王稼祥让人抬着担架进入会场。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严重问题。 最后，他说出了“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这“关键一票”和明确提议，瞬间打破了会场僵局。 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濒临绝境的红军，由此获得了新生。 毛泽东后来多次感慨：“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没有他不行。” 王稼祥的贡献，远不止于遵义会议上那“关键一票”。 他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投下了决定命运的一票。 这票，重如泰山，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诗之中。 主要信源：（王稼祥 - 百度百科）（海报新闻——党史上的今天丨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