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衣复恩给蒋介石开了10年专机，从没出过岔子。可这一年，莫名被捕，一关就是1066天。出狱那天，衣复恩疑惑道：“我到底说啥犯忌讳的话了？” 1966年7月12日上午，台北博爱路国防部大楼前。衣复恩的车刚停稳，四个宪兵就快步围上来。 领头的队长递过一张纸，上面盖着“绝对机密”的红章：“次长，军法处请您去谈话。” 衣复恩扫了一眼，签发人是王升——蒋经国最心腹的人，当时正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他下意识摸了摸左胸口袋，里面有块金怀表。那是1945年宋美龄送的，表盖上刻着“中正赐”三个小篆字。 1943年，衣复恩的人生拐了个大弯。 那年，蒋介石夫妇要坐飞机出行，航委会把任务交给了衣复恩。 他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C-47运输机上，绑了两张藤椅当座位。蒋介石夫妇登上飞机后，机身因为超载，发出吱呀的响声。 起飞前，蒋介石难得多叮嘱了一句：“衣机长，贵阳那边雾大，小心点。” 这次飞行后，他成了蒋介石的专机飞行员。 1945年，美国送了一架改装的C-47给蒋介石，命名为“美龄号”。 飞机落地那天，蒋介石亲手把刻着“美龄”的银钥匙交到他手里：“伯炎（衣复恩的字），这飞机就交给你了。” 这架飞机里，有真皮沙发、柚木办公桌，还有宋美龄专用的香薰。 管着这样的专机，衣复恩在国民党高层里成了红人。 之后几年，他跟着蒋介石到处飞。1949年局势变了，他驾驶“中美号”载着蒋介石离开大陆。 那天清晨，蒋经国问他：“伯炎，后悔吗？” 衣复恩看着远方：“经国兄，我就是个飞行员，飞该飞的航线而已。” 这期间，他还干过一件秘密差事。 蒋介石要把一批黄金运到台湾，挑来挑去，把这事交给了他。 衣复恩从空军选了七八架飞机，组成运输队。1949年2月6日晚上，黄金被装箱搬上飞机，连夜运往台湾。 这些黄金，都是从老百姓手里征集的。 1966年春天，国防部开了个会。 蒋经国在会上说“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衣复恩忍不住插了嘴：“经国兄，当年我们有八百万军队，全套美式装备，还是退到了台湾。现在就靠金门那几门大炮……” 话没说完，会场里一点声音都没了。 散会后，参谋总长刘安祺拉他到走廊：“伯炎，有些话，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好。” 可衣复恩没当回事。 后来在台北圆山饭店的酒会上，美国大使馆武官林克斯问他对两岸局势的看法。 他放下威士忌酒杯，直截了当地说：“上校，要是真能反攻，当年就不会丢了大陆。现在说这些，就是自欺欺人。” 没想到，这话传到了美国国会，还被《纽约时报》登了出来，标题写成“台湾军方高层质疑反攻政策”。 这一下，麻烦大了。 衣复恩被带到军法处的审讯室。那屋子没有窗户，一盏100瓦的白炽灯整天亮着。 审讯官每天都问同一个问题：“你跟林克斯说的话，还有谁知道？” 衣复恩一遍遍解释：“我就是说点个人看法，没泄露军事机密。” 可审讯官总冷笑：“次长，你可是管过U-2侦察机的人。” 这话戳到了痛处。 1964年，衣复恩拿了一张U-2侦察机拍的大陆核试验基地照片，找到陈诚：“辞修（陈诚的字）兄，这是最新的侦察结果。” 陈诚推了推眼镜：“伯炎，这种东西该直接给总统。” 就是这句平常话，被监听录了下来，成了他“泄露核心机密”的证据。 在牢里的1066天，衣复恩天天对着墙壁，想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 他每天吃着粗劣的饭食，听着隔壁牢房传来的咳嗽声，日子过得像凝固了一样。 1969年8月15日，牢门开了。 衣复恩走出看守所，发现自己头发全白了。 军法处的人递给他一张纸：“总统特赦，你可以走了。” 刚出来，就看见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等他：“次长，总统希望你别对外说这事。” 他点点头，心里却更糊涂了。 直到多年后，一个退役的情报官才告诉他真相。 1966年，蒋介石正在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衣复恩的话被当成挑战“反攻复国”政策。 更重要的是，美国中情局想削弱台湾的情报系统，而衣复恩管的U-2部队，正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他就这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出狱后，衣复恩不想再碰官场，转身进了商界。 他用自己在航空界的人脉，开了家“中华航空服务公司”。 一开始，公司就几个人，挤在台北一个小办公室里。但他懂航空，又会打交道，生意慢慢做起来。 这公司发展得很快，没多久就把台湾到东南亚的航空货运生意垄断了。 1971年，尼克松宣布要访华时，衣复恩正在香港跟英国太古集团谈合作。 英国代表跟他说：“伯炎，你当年要是还在国防部……” 衣复恩抬手打断：“现在这样，挺好。” 1989年，衣复恩第一次回到老家杭州，想起1949年离开大陆的那个清晨。 后来，有人问他这辈子最庆幸的事是什么。 衣复恩笑了笑：“从官场出来，没再趟那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