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1967年6月17日清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风沙卷着热浪扑面而来。于敏站在临时搭建的观测点，防护服下的手紧握着一叠计算稿纸，纸页已被汗水浸透。几个月前，他和团队在上海的“百日会战”中，彻夜推演氢弹构型，靠着算盘和一台每秒运算仅5万次的J501计算机，硬生生啃下了热核燃烧的理论难题。 那台计算机95%的时间被原子弹项目占用，留给氢弹组的，只有深夜的零星时段。于敏带着十几个年轻人，泡面箱堆满走廊，演算纸摞成小山，常常一算就是通宵。 试验的倒计时开始了，战机划过天际，降落伞缓缓飘落。8点20分，一声巨响，火球冲天，蘑菇云翻滚而起。于敏的嘴角微微上扬，但眼眶却湿了。他想起1961年那个雪夜，钱三强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得赶在法国之前搞出氢弹！” 那时的他，刚在原子核理论上崭露头角，却毅然放弃学术前途，转向这个陌生而艰巨的领域。 可这朵蘑菇云背后，他又欠下了家里多少？ 回到北京的当晚，家中油灯昏黄，两间小屋挤着老少三代。孙玉芹正在补孩子的一件旧棉袄，针线在布料上穿梭，发出轻微的“嗤嗤”声。于敏推门而入，风尘仆仆，脸上却带着难得的笑意。他提议买只烤鸭庆祝，孙玉芹却愣住了。2元8角一只的烤鸭，对这个月月精打细算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于敏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那是刚领到的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可孙玉芹掰着手指一算，房租15元，孩子学费12元，老家寄去的20元，剩下的钱买只鸭子还得再凑凑。于敏低头不语，默默把钱塞回兜里。那一刻，他想告诉妻子，这只烤鸭不是为了一时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庆祝中国从此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 可保密的誓言像一块石头，压得他一个字也吐不出。 1965年的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机房里，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一群年轻人的身影。于敏站在黑板前，粉笔屑沾满袖口，嗓子因连日讲解而沙哑。这是“百日会战”的第87天，团队要验证一套全新的氢弹构型。国际核大国对技术严密封锁，国内连参考资料都没有，于敏只能带着大家从“第一原理”出发，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推演。 机房里，算盘珠碰撞的“啪啪”声此起彼伏，偶尔夹杂着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于敏的桌前，摞着厚厚的演算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数字。他的头发已开始脱落，眼神却亮得吓人。同事杜祥琬回忆，那段时间于敏像个“拼命三郎”，常常凌晨还在机房，嘴里念叨着“反应截面”“热核燃烧”。有一次，他发现美国《现代物理评论》上关于氚氚反应截面的数据有误，凭借Breit-Wigner公式推导出正确上限，避免了团队走弯路。 这次发现，让中国少花了数百万的资金，也节约了宝贵时间。 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于敏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冬，他奉命前往西北参与最后攻关，三个月下来，体重从120斤掉到不足100斤。回到北京时，孙玉芹看着丈夫瘦得像根竹竿，心疼得直掉泪。 她从没问过他在西北干了什么，只默默煮了一碗热粥，端到他面前。于敏端着碗，盯着袅袅升起的热气，突然说：“玉芹，等我闲下来，带你去全聚德吃烤鸭。”孙玉芹笑着应了，心里却知道，这承诺不知要等多久。 于敏的家，是一间逼仄的平房，书桌被孩子和他的演算纸轮流霸占。孙玉芹每月56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还要寄钱给天津老家的父母。于敏的工资因涉密项目审批复杂，常常几个月发一次，家里常靠借钱度日。孩子们记得，母亲总在深夜缝补衣服，针脚细密，像在缝补生活的裂痕。 邻居偶尔嚼舌根，说于敏神神秘秘，怕不是犯了啥事。孙玉芹从不争辩，只淡淡一句：“他干的是正经事。” 1967年氢弹成功后，于敏的生活并未轻松。他继续投身核武器小型化研究，奔波于北京和绵阳的深山之间。1969年的一次地下核试验，他因过度劳累差点晕倒在现场，同事硬是把他搀回宿舍。 孙玉芹从没抱怨，但每逢周末，她总拉着于敏去玉渊潭散步，想让他喘口气。可于敏一坐下，就掏出纸笔演算，急得孙玉芹满公园找人。 1986年，于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2000元。回家路上，他特意绕到全聚德，买了只金黄酥脆的烤鸭。 晚饭时，孩子们围着桌子，盯着那只19年未实现的“烤鸭梦”，眼里满是笑意。 于敏的一生，是无数个日夜与算盘、公式为伴的隐秘岁月，也是与家人聚少离多的亏欠时光。他用智慧为国家铸就核盾，却用最朴素的生活温暖着家人。1967年的那朵蘑菇云，不仅是中国核武器的里程碑，更承载了无数像于敏一样的科学家及其家庭的牺牲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