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经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把房子转到了我妈名下,让妈妈帮我保管,告诉妈妈,我的房子不能动,还反复跟她说了这件事。后来,弟弟做生意亏掉了,妈妈毫不犹豫的就把我的房子抵押了去帮弟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李敖站在民权东路的巷口,望着那栋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神情僵硬,锁已经换了,窗帘也变了,院子里堆着陌生人的家具。 邻居告诉李敖,这房子早就被抵押给银行,如今归银行所有,即将被拍卖,李敖没有回答,转身离开。 五年前,李敖因为言获罪,李敖没有逃,入狱前一周,李敖处理了名下为数不多的资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自有房产。 那栋房子是李敖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买下的,房子不大,旧但稳固,屋内藏书满架,是李敖多年心血的积累,他对这栋房子感情深厚,它不仅仅是一处住所,更是李敖生活与思想的基地。 考虑到自己入狱之后资产可能被冻结,李敖决定让母亲替自己代为保管,又单独在厨房里叮嘱多次,李敖反复强调,这房子只是暂时挂在王余美名下,不可动用。 李敖把钥匙交给母亲时,再三声明自己出狱后一定要回来居住,王余美点头答应,说不会碰那栋房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替儿子守住。 李敖被捕那年,李敖的弟弟刚满三十岁,在台中筹备一家化工原料贸易公司,弟弟学历不高,过去多半做些小本生意,从未出过大风头。 那年他拉了朋友做合伙人,借钱启动项目,声称要建立岛内最大原料供应网络,起初弟弟确实接到几个订单,还登报宣传,公司看起来蒸蒸日上。 半年后,弟弟的合伙人卷走资金逃往海外,供货方断线,大批客户退单,欠款与债务堆积如山,弟弟被数家债主追债,多次躲避催收,后来,他跑回台北家中,向母亲王余美求助。 当时弟弟已变卖所有个人资产,仍然补不上缺口,他向王余美提出动用李敖的房子抵押贷款,称只要再筹到一笔流动资金就能挽回局面。 弟弟跪在地上哭喊,说如果再不出钱,债主要找上门来打断腿,王余美先是拒绝,后被逼急了,情绪崩溃。 王余美关上门,一连几天没有见人,她不敢面对儿子的哀求,也不敢面对自己的承诺,弟弟日日守在门外,反复陈述计划,说只要银行贷款下来,三个月之内可以翻盘。 王余美终于动摇,第五天早晨,王余美在没有通知李敖的情况下,独自前往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由于房产已登记在王余美名下,银行审批流程顺利,资金很快到账。 弟弟接过这笔钱后重启生意,然而三个月后再次失败,欠款增加,连贷款利息都无力偿还,银行在法定宽限期届满后依法收回房产,房屋易主。 李敖在监狱里并不知情,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信,仍旧语气平静,没有透露半点端倪,李敖幻想着出狱后回到自己的房子,重拾生活节奏,继续写作。 他设想好了复出的专栏名称,甚至拟好了第一篇的标题,出狱当日,李敖未通知任何亲友,直接打车前往原本的住处,才发现一切已经变了。 街坊邻居的眼神让他感到陌生,原先熟悉的门前小摊也不见踪影,李敖先是敲门,接着尝试开锁,最后得知真相时并未发作,只是站在原地没有动。 当天晚上,李敖回到母亲住处,王余美站在门后等着儿子回来,李敖没有质问,只是把手上的袋子放在地上,坐到原本属于自己的旧木椅上。 王余美开口说明来龙去脉,李敖听完没有点头,也没有说话,那一晚,李敖未曾合眼,他坐到天亮,没和家人吃早餐,也没留下任何一句话。 清晨,他独自出门去了中山北路一家朋友开的旧书店,临时借住,数日之后,李敖约见律师,查询当年的抵押流程与产权变更细节。 律师确认一切合法合规,李敖的授权文件清晰有效,银行执行无懈可击,李敖合上文件夹,没有提问,点头致谢后离开。他没有再返回那片街区。 自那之后,李敖与家人联系极少,弟弟继续经营零星买卖,始终未能还清当年贷款,王余美身体渐差,写信向李敖解释当年的苦衷,但李敖始终未回信。 李敖没有公开指责任何人,也从不在文章中提起房子的事,只有偶尔与极亲近的友人谈话中,才简短提到“出狱那天,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一位儿媳妇的话彻底让婆婆沉默了她说:我嫁来你家,我是你儿子光明正大娶来的,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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