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后，毛泽东主席当时重病卧床，批准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授权华国锋等领导调动军队、物资投入救援。8月4日，华国锋抵达后深入灾区，查看煤矿、工厂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强调“人是最宝贵的因素”，鼓励大家重建家园。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一带的夜空没有星星，也没什么预兆。 地底深处突然开始剧烈挤压，像是一口巨锅在地壳里爆裂开来。3点42分，唐山城还在沉睡，7.8级的强震却像猛兽一样撕裂了整座城市。 钢筋混凝土像纸板一样折断，煤矿塌方，民居倒塌，短短二十多秒，唐山就成了一片废墟。 那不是普通的地震。 它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引爆。 唐山工业基础本就密集，人口稠密，这样的规模几乎是毁灭性的。 人们还来不及逃命，就被埋进了自家屋檐下的石堆水泥板下。据后来统计，死亡人数高达24万，受伤和致残的16万，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全家。 地震发生时，北京也有明显震感。 中南海的老建筑也跟着晃动，守夜的工作人员一边扶住墙壁，一边直奔毛泽东卧室。 他当时已经病重，卧床不起。 整个房间在晃，他的病床也在动。警卫员一边抱着他的头，一边扯过一床大被单，几个人一起撑在他身边，就怕天花板或墙壁哪怕掉下一块装饰，都有可能直接砸到他。 他睁着眼没说话，只是紧紧盯着房梁，他当然清楚地震是什么事，他这一生经历过太多。 但那一刻，他知道，这不会是小事。 清晨时分，初步灾情还不完整，只知道唐山情况严重。直到上午十点，一份较详细的报告才被送到中南海。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不能久坐，说话也极其吃力。 工作人员原本准备代为朗读那份报告，他摆摆手，坚持要自己读。 他的手已经抖得厉害，拿起纸张时指节发白，但他一字一字地看，翻页的时候几乎用了全身力气。 看到人员伤亡的具体数字后，他整个人突然没了力气，沉默几秒后情绪开始失控。 当时在场的王新德回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毛泽东放声痛哭。哭声是那种毫无顾忌的，像一个老人在接到亲人噩耗时那种近乎本能的嚎叫。 几十万人啊，就这么一夜之间被埋进了土地里。 那天之后，他虽然身体极度虚弱，却坚持批阅所有与唐山救灾有关的报告和电报。 他的亲笔圈阅，是当时全国最高层启动行政和军队系统的关键。 他指示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几位主管全面调度，必要时可以直接调用军队和军需物资，要求“什么能动就赶紧动，先把人救出来”。 8月18日，他最后圈阅了一份《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 那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份中央文件，再往后，他连执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唐山的地动山摇，成了毛泽东晚年生命中最后一个重大国事。 他在病榻之上，对这场巨灾的指令，是他最后一次直接动用国家机器。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华国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前台。地震发生当晚，华国锋第一时间向中南海汇报灾情。毛泽东对他说：“我在病中，这些事就委托你去办啦。” 地震过后，华国锋亲自率团前往唐山。 一同到达的还有陈永贵、李先念等人，但他是总团长，职责也最重。 唐山当时的城市景象极为惨烈。街区全塌，煤矿口封死，临时救助点像集中营一样密布，尘土和血腥味混杂在一起。 华国锋穿着简朴，没带太多警卫，也不让现场清场。 几天里，他几乎没怎么休息。 路过倒塌的宿舍楼时，他停下来看了很久， 什么都没说。当地干部说他特别沉稳，不大讲话，但做事分外清楚。 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当场指出了房屋结构的问题。他在听完技术人员解释后说了一句：“地震时，这些预制板直接砸下来，是把人给害死了。” 他的话让在场的工程专家纷纷点头，也促成后来对全国建筑标准的一次重新审查。 唐山地震也给了中央一个清醒的警告：制度再集中、动员再迅速，如果没有前置预警，再强的反应也是亡羊补牢。 地震前，其实已经有人预测河北可能出现强震。 青龙县提前做出防范，组织大批群众撤离，结果那一带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件。 地震发生后，中央采取了极为罕见的办公形式。 国务院、军委、总后、地震局等单位高层搬进人民大会堂集中办公。 会议接连召开，文件不停下发。 救援队伍从北京、天津、辽宁、山西、山东等地迅速调往唐山，一时间成千上万人涌进灾区，现场调度工作从无到有迅速展开。 救援节奏极快。 震后10天，唐山电力开始恢复；两周后，部分煤矿重新开采；不到一个月，钢铁炉重新点火。 更惊人的是，1977年唐山的工业产值反而超过了震前，这不是轻飘的宣传口号，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下的现实结果。 这场地震，是灾难，也是一次国家治理系统的极限压力测试。 毛泽东用生命最后的清醒时刻完成了他对人民的告别，华国锋在危机中顶上成为实际操盘者，而整个政权体系则展示了在遭遇巨大打击时的调度能力与应变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