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蔡若曙听说丈夫黄维还活着，当即决定回大陆。可等她弄明白黄维的情况，心又沉了下去——黄维在牢里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就是不配合改造。 1976年3月12日凌晨，蔡若曙晕乎乎地走在北京街上。她从口袋里摸出安眠药瓶，想了结这一切。 忽然，身后传来自行车铃铛声。这声音让她想起刚结婚时，黄维天天骑车送她上班的样子。 她轻轻喊了声“伯韬……”，转过头，却只有自己的影子在晃。 这时候，她身后的四个孩子正在抢着买爆米花。小女儿黄慧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流出血来，哭着喊“妈妈，疼……” 蔡若曙这才回过神，赶紧扯下蕾丝手帕捂在女儿伤口上，这才发现手帕早就被眼泪湿透了。 台湾突然停发了黄维的抚恤金，蔡若曙只得将仅有的金镯当掉，换来的二十港币攥在手里，轻飘飘的，却压得她喘不过气——曾经的司令官夫人，如今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在上海图书馆谋生的日子里，蔡若曙常抱着旧书爬上木梯，指尖抚过黄维最爱的《资治通鉴》泛黄书脊，思念像书页里的尘埃，无声飘落。 1956年，蔡若曙第一次被允许去看黄维。在接见室里，黄维胡子拉碴的，但还是挺着腰杆坐得笔直，像在部队里一样。 他看见蔡若曙，说：“若曙，你瘦了。” “伯韬，孩子们都考上大学了。”蔡若曙拿出全家福。黄维盯着照片背面写的“黄新金陵大学”“黄理浙江大学”。 等蔡若曙补充说“他们用的是政府助学金”，黄维“啪”地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声吼道：“我黄维的儿子，怎么能靠共产党的钱！” 接见室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时，蔡若曙听见丈夫在里面喊：“让他们退学！” 功德林的车间里，黄维对着齿轮反复测量，管教老李看着满地设计图无奈摇头——三个月前，金源所长特批了他的研究计划，可这“永动机”，早已成了困住他的执念。 1968年的一个雨夜，黄维的“永动机”模型终于装好了。整个车间挤满了战犯和管教。 “启动！”黄维手抖着按下开关。齿轮转了三圈，停了。 车间里安安静静的。金源轻轻鼓了鼓掌，说：“黄老，这是第606次试验，比西药606还多一次。” 黄维听了，突然捂住脸哭起来。这是他被俘二十年来头一次掉眼泪。 1959年12月4日，蔡若曙守在收音机旁，手心全是汗。播音员念完第一批特赦名单，没听到黄维的名字。 她手抖着拨通功德林的电话，刚问“请问黄维……”，电话就断了。 她抓起安眠药瓶冲进图书馆书库，还好昏迷前被同事发现了。 抢救室里，医生拿着洗胃报告叹气：“蔡女士，你吞了整整一瓶药。” 之后二十年，蔡若曙床头一直放着六份特赦名单。1975年3月21日，第七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黄维”两个字。 可那时蔡若曙正在医院做电休克治疗。护士举着报纸冲进病房：“蔡老师，黄老出来了！” 蔡若曙却蜷在床上，眼神发直地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1965年黄维在接见室吼的话：“你再劝我放弃研究，就别再来了！” 黄维出狱后，心思仍在实验室里。蔡若曙站在门口轻声说：“伯韬，小慧明天结婚。”他头也没抬：“知道了，你去吧。” 桌上烫金的请柬上，“黄慧婿王建国”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她眼里。 “这是孩子们唯一的婚礼……”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黄维猛地转过身，说道：“你懂什么！我在研究重力储能，这是能改变人类能源历史的大事！” 他抓起一份学术报告扔过来，纸边划到蔡若曙的脸，留下一道血印。 “你走，别耽误我做实验。”黄维重新戴上手套，显微镜的光照在他脸上，映出奇怪的影子。 蔡若曙跳进护城河的那一刻，想起1929年在南京，黄维穿着笔挺的军装，单膝跪地说：“若曙，嫁给我吧。” 也想起1948年分开时，他在码头上大喊：“等我回来！” 河水漫过头顶，她终于清楚，那个在功德林研究永动机的男人，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 三天后，黄维在实验室接到电话：“黄老，蔡女士……走了。” 他慢慢脱下白大褂，从抽屉最里面拿出个铁皮盒，里面是蔡若曙每次来看他时带的桂花糖。 糖纸都黄了，还带着点香味。他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甜丝丝的，还有点苦，像二十年来没流过的眼泪的味道。 蔡若曙的葬礼很冷清，只有上海图书馆的同事和几个孩子来了。 黄维站在远处的梧桐树下，看着棺材慢慢放进土里。一阵风吹过，他怀里的永动机设计图被吹跑了，在空中飘着。 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他忽然想起1956年春天，蔡若曙在接见室说的最后一句话：“伯韬，我等你回家。” 这场等了二十七年的等待，最后就这么结束了。1989年，黄维去世。 遗嘱里写着：“把我和若曙合葬，墓碑上只刻‘夫妻’两个字。” 而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永动机模型，现在还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悄悄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荒唐和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