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7岁的清朝摄政王载沣因王府东墙被春雨泡塌，修墙缺钱，决定卖掉醇亲王府。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北平的春天，总是带着点湿冷，那年三月，天刚亮，雨就没停过，醇亲王府的东墙，在连夜的雨水冲刷下，终于塌了一角，砖石倒了一地，野草从裂缝里冒出头来，像是专门来提醒人世无常。 几步之外的胡同里，载沣坐在小院的炕头，听着雨点打在瓦片上，一声一声，像是旧时光在耳边敲门，他已经六十七岁，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像老树根一样蜿蜒，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脚边放着一只破旧的藤箱，墙上的挂钟停在了七点半，再也没动过，他望着窗外的雨，仿佛能透过雨帘看到那堵倒塌的墙，也看到墙背后曾经的日子。 那座王府，是几代人留下的，自嘉庆年间起，便是皇室宗亲的宅第，院子里有高大的古槐，假山池水，连屋脊上的兽头也显得威风凛凛，年轻时的载沣，常在西府花园读书练字，墙上还刻着他少年时的诗句，那时的王府，是他全部的世界，也是他未来的依靠。 可世事早已变了模样，从他退下摄政王位，到北平解放，几十年过去，王府也从威严庄重变得破败不堪，屋顶漏水，墙面剥落，曾经的石阶如今积满淤泥，老仆散去，祖业也所剩无几，他靠着微薄的补助过日子，柴米油盐都得精打细算。 那堵塌掉的墙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他曾经想修，却凑不起钱，请人估了价，三万多元，足够一家人吃十年，他翻遍箱底，找不出几个铜板，旧日的字画和瓷器，早就送进了琉璃厂换成了米面，王府的门槛还在，门里的人却再也撑不起这座宅子的分量。 这时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的人来了，他们想买下王府，用来办学，开出的条件是九十万斤小米，按照当时的物价，已算厚道，载沣没有讨价还价，也没声张，他只是抽出那张早年封存的房契，坐在炕桌前，提笔写下了转让的字句，他的字已不像年轻时那样有力，笔锋因手抖而略显迟缓，但每一笔都写得稳重，他没有盖章，也没有请人作证，就像一场没有观众的谢幕。 他并没有立刻离开王府，而是开始一点点收拾，他把祖宗牌位包好，用蓝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把几本旧书放进箱子里，其中一本是他少年时抄写的《论语》，太湖石上的诗句，他用手轻轻擦了擦，灰尘落在指尖，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了一眼正殿的屋脊，像是告别，又像是自省。 搬家的那天，天出奇地晴，他背着包袱，带着老门房，走出王府的大门，门外是新的街道，新的车马，新的时代，他在东四北魏家胡同租下了一间小院，屋子不大，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枣树，一口井孤零零地立在角落，地面是泥地，墙上掉着漆皮。 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感慨，他每天早上扫院子，劈柴生火，用井水淘米烧饭，屋里没有暖炕，他就在蒲团上坐着，用破棉被裹着腿，他的生活变得简单，但也踏实，邻居们起初不知他是谁，后来听说他是前朝亲王，都觉得难以置信，可他从不自称尊贵，只说自己是姓载的老头，街坊们渐渐喜欢上这个不摆架子的老人，偶尔还会找他下一盘棋，棋盘是反过来的瓦片，棋子是捡来的石子，他总是输，却从不气馁。 他偶尔路过王府旧址，远远看上一眼，那地方已经变了模样，正殿成了图书馆，南书房成了实验室，门口立了块牌子，写着学校的名字，他站在胡同口，看着几个学生背着书包进进出出，脸上露出一种说不清的神情，不是悲伤，也不是喜悦，更像是一种释然。 有一年冬天，他得了病，医生说是糖尿病拖成了尿毒症，他躺在炕上，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家人轮流来看他，他却总是劝他们回家，说别为他耽误正事，他不怕死，也不求多活，他只希望子女能过得安稳，家中不再为吃穿发愁，他留下的那部分小米，被他分成几份，给了子女备嫁娶成家，剩下的一点，他装进陶瓮，放在墙角，压着一块老石章，那是早年光绪赐下的，印文已模糊不清，像是被时间吹散的尘土。 去世的那天，是1951年正月，他穿着一件补丁打过的长衫，枕边放着一本旧历书，还有几张泛黄的《论语》抄页，他走得安安静静，没有仪式，也没有人来送别，当年住在王府正殿的摄政王，如今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埋在西郊的一块小土丘下。 多年后，王府被修缮，那棵古槐还在，有人在树下合影，有人在解说牌前驻足，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王朝的最后一页，墙倒之后，一切仿佛都尘埃落定，但那堵墙的倒塌，不只是砖石的崩落，更是一种告别，是一个人对旧朝的清醒告别，也是一个时代转身的声音。 信息来源：[1] 《醇亲王载沣传略》，北京地方志办公室编，2011年整理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