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一分区在突围时，副司令高鹏突想起还有饺子没拿，执意要回去拿。急的杨司令挥枪怒吼：要饺子还是要命！高鹏听到这话，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副司令员高鹏被授予大校军衔。
这个结果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议论。
因为他的直接上级，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政委邓华也是上将。
按常理，作为分区主要军事副职，高鹏似乎应被授予少将甚至中将。
然而，深入了解高鹏的经历和能力后，这个军衔评定有其合理之处。
高鹏1911年出生于辽宁辽阳，家境优渥，父亲是东北军军官，深得张学良信任。
他受过良好教育，考入东北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高鹏流亡北平，加入了赵侗领导的以学生为主的抗日义勇军。
凭借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他很快成为义勇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15师分兵，聂荣臻率部开辟晋察冀根据地。
杨成武任一分区司令员，为壮大力量，八路军积极争取地方抗日武装。
1937年12月，经八路军总部批准，赵侗部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任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
但赵侗性格桀骜，难以融入八路军体系，不久脱离部队。
出乎意料的是，他试图带走的骨干，包括高鹏、纪亭榭、王远音等人，却选择留下加入八路军。
这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受到重用，高鹏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副司令员。
高鹏等人投身革命，意志坚定，文化水平高，是宝贵的人才。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短板：缺乏实战指挥经验。
他们的军事生涯始于组织学生义勇军，更多依靠爱国热情和家庭财力支持，而非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残酷的战斗历练。
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有时会带来严重后果。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高鹏的战友王远音。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军区进行大“扫荡”。
时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的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指挥反“扫荡”。
常德善已率部跳出敌人包围圈，但王远音出于对根据地百姓的责任感，坚持要返回根据地腹地。
作为政委，他拥有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权。
结果，部队陷入日军重围，常德善和王远音双双牺牲。
此事震动中央，促使毛主席后来下令取消了“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
高鹏本人也因缺乏战场经验，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书生意气。
1939年11月，杨成武部在黄土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取得大捷。
但随后遭日军疯狂报复。
一天，杨成武、高鹏等几位分区领导难得包了点饺子庆祝。
刚要吃，日军飞机突袭，杨成武果断决定立即转移。
危急关头，高鹏却突然想起一盘饺子落在屋里，竟执意要冲回去拿，理由是“不能留给鬼子吃，让他们吃了有力气杀中国人”。
若非杨成武和黄寿发强行拉住他往河里跑，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为一盘饺子差点送命的举动，在身经百战的军人看来，实在难以理解。
在一分区，熟悉高鹏的人都认为他缺乏战场经验，书生气重。
与同样出身五支队的纪亭榭相比，纪亭榭后来在实战中不断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
而高鹏则始终未能有效弥补这一短板。
作为分区副司令员，名义上是军事副手，但他基本不参与一线作战指挥，主要负责管理卫生部和供给部。
然而，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工作也常出纰漏。
分区卫生部长张杰和供给部长董永清都是老红军，他们习惯于直接向司令员杨成武汇报工作，很少经过高鹏。
参谋长黄寿发和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等杨成武的得力干将，与高鹏的工作交集也不多。
杨成武对高鹏本人并无成见，但对其军事指挥和管理能力确实难以认可。
1941年12月，为加强雁北地区斗争，军区成立雁北指挥所，高鹏被调任总指挥。
然而，他表现平平。
参谋长陈海涵个性强势且实战经验丰富，对高鹏的领导能力颇有微词，认为他难以胜任，并向上级反映。
最终，聂荣臻只好另派战将韩伟到雁北指挥部加强领导。
纵观高鹏的军事生涯，虽然起点较高，但受限于实战经验和指挥能力的不足，他未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他在后来的职务安排中，也未能担任需要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关键岗位。
1955年授衔时，综合考虑他的资历、最高职务、实际贡献以及在战争年代未能展现出卓越军事才能等因素，授予大校军衔是符合当时评定标准的。
高鹏本人性格宽厚，为人随和，对自身不足也有认识。
1944年，他奉调延安学习，临行前曾动情地对杨成武说：“我这个人毛病多，假如换一位领导，我说不定都死过几回。幸亏赶上个杨司令，我才有了今天……”
这番话既是对杨成武包容的感激，也透露出他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局限性的自知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