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税这种事，凭什么特朗普行， 拜登奥巴马不行？
还记得2018年那个夏天吗？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向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砸下15%到40%不等的重税时，世界贸易体系仿佛挨了一记闷棍。
彼时，批评声浪铺天盖地，预言“经济自杀”的分析师比比皆是，然而，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2025年中回望，一个冷酷的现实是，特朗普当年的“关税风暴”非但没有成为孤立的历史事件，反而开启了一个“经济武器化”的新时代。
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何看似“离经叛道”的特朗普能做成这事，而他的前任们却踌躇不前？
这背后，远非个人能力高低那么简单，而是时代齿轮转动下，美国战略焦虑的集中爆发与全球权力格局深刻重塑的必然产物。
说奥巴马和拜登“菜”，显然有失公允，奥巴马时代，美国虽已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但整体上仍试图，在全球多边框架内维持其主导地位，其战略更偏向于规则内的竞争与接触。
拜登时代（2021-2025初），尽管延续并深化了特朗普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初期也曾短暂寻求与盟友协调“去风险化”而非简单脱钩，但其政策工具箱里，“关税”这把刀的使用，相较于特朗普的“无差别攻击”，显得更为“精准”且试图披上盟友协调的外衣。
美国社会内部撕裂的顶点， 2016年前后，美国蓝领阶层对全球化导致产业流失、工作机会外移（尤其是流向中国）的愤怒达到高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正是这种民粹主义浪潮的集中体现，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并利用了这股力量，将关税包装成“夺回工作”、“惩罚不公平贸易”的直接武器，在国内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动能。
这种动能，是奥巴马和拜登在各自任期内初期所不具备或不愿全力激化的。
大国竞争临界点的到来，到201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高端制造（如高铁、通信设备）、科技（如5G）等领域的快速突破，以及经济总量的迅猛追赶，让美国战略界真正感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迫近。
特朗普打破了前任们相对克制的“接触+防范”策略，直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税战成为其遏制中国崛起最直接、最具“爆发性”的手段。
他率先捅破了那层“战略模糊”的窗户纸，多边贸易体系的脆弱性暴露，WTO争端解决机制在特朗普上台前已陷入僵局，其效率低下和难以约束大国行为的弱点，被特朗普充分利用。
他绕开WTO，直接依据国内法实施单边关税，以“破坏规则”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国仍拥有的、基于实力的“特权”。
这种“复杂性”在于，它既破坏了体系，也迫使所有国家重新审视对这套旧体系的依赖。
2025年5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对华“301关税”的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大幅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等关键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部分税率甚至比特朗普时期更高。
欧盟紧随其后，在2025年7月正式启动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并威胁征收临时关税，虽然其声称程序更“规范”，但背后的保护主义动机与对产业竞争力的担忧，与特朗普逻辑一脉相承。
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出口管制和技术投资限制层层加码， 这些非关税壁垒与高关税共同构成了更复杂、更具“针对性”的经济遏制网络。
特朗普当年的“鲁莽”，某种程度上是撕下了旧秩序的温情面纱，提前将大国博弈中“经济武器化”这一残酷的底层逻辑摆上了台面。
他证明了，即使付出自身经济代价，超级大国也有能力利用其市场地位和金融霸权，对对手乃至盟友实施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非军事打击”，这种能力的展示本身，就改变了游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