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勇敢探索,孙玉良:战略设计有如明灯指航】
人类历史的进程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探索,另一种则是在伟大战略家指引下的系统性变革。前者如同黑夜中摸索前行的旅人,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后者则如同有明灯指引的航船,虽仍会遭遇风浪,却因有明确方向而能更稳健地抵达彼岸。
在黑夜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人类面对未知的勇气与韧性。过河是目的,确定了这个目标,在没有出现伟大战略家明灯指航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总比徘徊不前原地踏步要好。但如果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指引“过河”,效果当然更好些。比如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因为有伟人的英明领导。先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后又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况下写出了“论持久战”,这都有如明灯指航。邓公说了一句很公道的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伟大的战略家是几百年甚至千年一遇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历史是“摸着石头过河”前进的。王朝更迭,循环往复过去了几千年。而且我们要认识到,伟大战略家也不是天生就有那个思维,是他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积累经验、培养能力的过程,为更高层次的战略思考提供丰富素材。比如中国古代改革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并非一开始就有完整蓝图,而是"缘法而治,观俗立法",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最后成功在秦国实行改革,一统华夏。战略思维与探索精神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最优的前进路径。
然而,单靠“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效率低下且代价高昂。比如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便是典型案例,李鸿章并非伟大的战略家,晚清政府"师夷长技"的尝试因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战略,最终未能实现自强目标。相比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所以突飞猛进,显然是因为几代战略家的指引与努力。比如华盛顿的激流勇退、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杰斐逊的民主理念等等,正是这些战略设计使美国迅速成长为稳定的、强大的国家。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伟大的战略家能够将分散的力量凝聚为改变历史的方向盘。"
伟大战略家的价值在于他们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三种能力:前瞻性的视野、系统性的思维和果断的决策力。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便为刘备规划了"跨有荆益、结好孙权"的战略蓝图,几乎以一己之力确立了三国鼎立的格局。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也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准确预见了全球化趋势和小国生存之道,将资源匮乏的岛国打造为世界级的经济体。这些战略家不仅能看到普通人看不见的联系与可能性,更能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可执行的步骤。凯恩斯在二战后期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既考虑了战后经济重建的紧迫需求,又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他的思考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布局,确立了他在历史长河中伟大经济学家的地位。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部分领域失败的教训。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邓公"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为整个国家指明了现代化路径。马云曾坦言:"如果没有国家对互联网产业的前瞻性布局,仅靠企业自己摸索,我们不可能如此快速发展”。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显然也有失误的地方,比如教育产业化的改革、医疗产业化的改革,房地产业的改革就饱受诟病,被人们称为“新三座大山”,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回顾历史,最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在战略框架下的有序探索,既保持对未知的好奇与勇气,又不失整体的方向与效率。
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需要"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的战略智慧的。唯有将探索的勇气与战略的远见相结合,人类才能在历史的河流中找到最优的渡口,抵达更加光明的彼岸。毛主席说:“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主席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提出的“领导预见论”高屋建瓴:领导就是预见,不是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哪个国家有高明的“预见”并按着既定方针走正确的路,哪个国家才会在未来的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