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到门口，一女犯突然趔趄摔倒在他身上，并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刘石人正要扶她时，狱警走过来了，刘石人只能假装怒骂女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重庆革命纪念馆，一支听诊器和一件染血的囚衣，隔着半米，静静地躺在展柜里。 而听诊器的主人，是国民党时期的狱医刘石人，囚衣的主人，是曾被囚禁于此的革命者胡其芬；半米，是1948年一次身体交错时，两人最短的距离，也正是这半米，让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和一个无畏的抗争者，从此命运相连。 这半米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得从1948年的冬天说起，刘石人是西北军医学校毕业的中校军医，部队撤编后，他被调到了渣滓洞监狱。 说好听点是调动，其实更像发配，刘石人的工作很简单，确保犯人别死在牢里，别搞出传染病，维持那套冰冷的监狱“秩序”。 但对于那些遍体鳞伤的政治犯，刘石人不是没有感觉，可他更清楚自己的定位——一个拿薪水的旁观者，他小心地在制度和良知间走着钢丝，不偏不倚。 谁知，一次例行查房，他刚走进女牢，一个叫胡其芬的女囚突然腿一软，直直扑向他，刘石人本能地伸手去扶，也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带着体温、黄豆大小的纸团，被塞进了他的手心。 在几乎同时，狱警的脚步声就到了门口，刘石人脑子转得飞快，立刻换上一副凶脸，嘴里骂着“不长眼的东西”，一把推开胡其芬，顺势将那个纸团秘密揣进了口袋。 当回到宿舍，刘石人关门锁窗，展开纸团，上面是两行细小的字：“三号牢房急需磺胺”、“北山松树第三枝”。 这显然不是简单的求药，“磺胺”是药品，也是暗号；“松树第三枝”，自然是接头地点，他盯着这张纸条，后背一阵发凉。 而刘石人本是个最怕麻烦的医生，可是，胡其芬递出纸条时那双决绝又信任的眼睛，在他脑子里怎么也挥不散，那一刻，他心里那杆秤彻底倒向了一边。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有时只需要一秒钟的决定，自此，刘石人的药箱不再只装着药品，也装着情报、名单和希望，他学会了用医生的身份打掩护。 比如，故意打碎一个药瓶，趁着弯腰收拾的混乱，把纸条塞进松动的地砖下；他甚至掏空了体温计的底座，做成一个微型密信筒，用来传递狱中同志的名单和监狱布防图。 并且他的医术，也成了刘石人最有力的武器，有革命者被酷刑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他就大笔一挥，在病历上写下“开放性肺结核”。 这个在当时能吓退所有人的病名，比任何求情都有用，准备继续用刑的狱卒一看诊断，立马躲得远远的，他还偷偷给女囚们开黄体酮，帮她们调整生理期，只为避开那些最无人性的折磨。 这让药房的麻醉剂用量也总是对不上账，多领出来的部分，当然不是凭空消失了，而是用在了需要的地方。 时间来到1949年春天，监狱里的看守们的神情一天比一天紧张，典狱长半夜开会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刘石人凭着职业敏感，嗅到了一股血腥味，他知道，一场大祸要来了。 就在这时，胡其芬又一次找到了刘石人，这次托付的，是一份“最后报告”，记录了渣滓洞内骇人听闻的酷刑、囚禁人数，以及敌人即将进行大屠杀的计划。 瞬间刘石人明白，这不再是传递药品或名单，而是一份必须送出去揭露真相的历史证词，他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出狱的犯人黄茂才身上，小心翼翼地将密信缝进了他的棉衣夹层。 但那个绝望的夜晚终究还是来了，1949年11月27日深夜，几辆卡车悄无声息地开进监狱。 所有医务人员被严令待在宿舍，不准外出，刘石人只能站在窗前，眼睁睁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被一批批押上卡车，消失在黑暗里。 直到远处断断续续的枪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割着他的心，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直到天亮。 在第二天，刘石人从同事轻描淡写的闲谈中得知，胡其芬等三十多人，昨夜已被秘密处决，他一言不发，而那些曾托付他一线希望的人，那些在病床上还坚信革命必胜的眼神，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并且重庆解放后，刘石人向新政府坦白了一切，他的供述，与后来黄茂才几经周折送达的报告相互印证，成了揭露国民党罪行的铁证，政府没有追究他的过去，安排他到西南农学院当了一名校医。 从此，刘石人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再也没提过那些往事，只说自己“干了该干的事”，那些改变他一生的纸条，被他用线仔细缝好，锁进了一个铁盒，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 在多年以后，当他的听诊器与胡其芬的囚衣并列展出时，那半米的距离，早已被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用良知与勇气完成的伟大潜行所填满。 在一个身不由己的年代，当信仰的火种递到你手上时，是选择熄灭它保全自己，还是冒着被烧成灰烬的风险，让它继续燃烧，刘石人给出了他的答案。 【信源】重庆日报——渣滓洞狱医刘石人多次为狱友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