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8年7月，北京一场关乎国家经济前途的高层会议，正陷入令人窒息的僵局，在会议室里，围绕着制度优势和计划增长的讨论来回兜圈，谁也拿不出新办法。 就在这时，一位六十六岁的老干部缓缓开了口，他叫“胡乔木”，在中国权力的中枢干了数十年的理论工作。 他没看任何人，只是平静地抛出了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 话音落下，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有人埋头翻看材料，有人低声咳嗽，会后，议论四起，一个为毛主席写了二十多年文件的笔杆子，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说出这种话？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他曾经走过的路，1912年，胡乔木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书香门第，从小泡在古文典籍里。 可他并没打算做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考进清华大学后，一开始读于物理后转为历史，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远超书本。 他热血沸腾，投身学生运动，结果因活动被大学开除，还上了北京警察的黑名单，这种不畏强权、敢于挑战的性子，早早地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直到1937年，他奔赴延安，犀利的文笔很快被毛主席看中，一句“乔木是个人才”的评价，让他担任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 作为中枢的笔杆子，他深度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等重大文件的起草，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理解得比谁都透彻。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理论的撰写者，更是现实的见证者，建国后，他亲眼目睹大跃进和特殊时期，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也深刻地认识到，单靠政治热情和行政命令，根本绕不开冰冷的经济规律。 而他个人的反思，恰恰与整个国家面临的困境撞了个满怀，1978年的中国经济非常薄弱，工厂效率低下，产品动不动就短缺，田里的粮食产量也迟迟上不去。 这种困境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困难，国营厂的职工私下抱怨：光喊口号有什么用，大家看的还是实打实的收入。 田里的农民也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上头定的指标再高，没有好种子、好技术，再加上干多干少一个样，收成更不可能凭空变出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乔木的思考不断深入，那段时间，他常常跟于光远、马洪这些经济学家彻夜长谈，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经济数据和报告。 他越来越清楚，关键就在于，很多时候是长官意志取代了经济规律，因此，当他站到那个会议室里，他不仅提出了问题，也带来了琢磨已久的药方：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搞专业化，发挥银行的金融作用，还要推动经济立法。 一句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能量远不止于此，会议结束后不久，胡乔木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文，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10月份公开发表。 《人民日报》随之全文转载，一下子就把这场高层内部的讨论，推向了全社会，瞬间议论纷纷，观点鲜明对立。 敏锐的外国观察家，把它看作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点，是改革的号角。 但历史很快给出了回应，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胡乔木那番振聋发聩的言论，无疑为这次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准备，他的真话，开始与国家行动产生了共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也没有停下，他继续参与起草重大历史决议，对经济特区这类新生事物发表务实的看法，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精神。 而在这些宏大叙事下的变化，也实实在在地落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里，有人回忆，1979年过冬，家里分到的粮食和副食品比往年宽裕了不少。 农村的亲戚开始有了生产自主权，干劲儿高涨，工厂里的亲戚也感慨：“现在干多干少不一样了，大家心里那股气儿顺了。” 这些鲜活印记的背后，是惊人的数据高涨：197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3624亿元，而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飙升至2.69万亿元。 直到1992年，胡乔木病逝，享年80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延安的土地上，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最终回到了他思想的出发点。 他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一个革命者的勇气，在历史的关键当口，喊出了那个时代最需要的一句真话。 尽管围绕他的争议从未停息，但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远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人们不禁会想，如果没有1978年那一声呐喊，中国的改革之路，或许会走得更加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