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分到了一辆蓝色轿车，全北京只有2辆，可聂帅得知后却勃然大怒：“赶紧换掉！” 1956年，钱学森回国刚满一年，正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挑大梁。那会儿新中国一穷二白，啥都缺。为了方便钱学森跑遍北京城协调工作，聂帅特批，给他配辆车。 后勤部门也是真上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全部门的家当里，扒拉出来一辆天蓝色的进口轿车。这车有多稀罕？这么说吧，当时全北京城，算上这辆，也就两台。流线型的车身，锃亮的镀铬条，开出去绝对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车开到研究院，大家都觉得这才有大科学家的派头嘛！可这事传到聂帅耳朵里，他不但没夸，反而脸色一沉，对着秘书就一句硬邦邦的话：“赶紧换掉！” 秘书当时就懵了，心想这可是好不容易才弄来的好车，怎么说换就换？聂帅看他没反应过来，声音又高了八度：“你是不是觉得这车很威风？我告诉你，这就是个移动的活靶子！钱学森是什么人？美国人那边还盯着呢，台湾的特务也没闲着。他坐这么一辆扎眼的车满大街跑，不等于冲人家喊‘我在这儿，快来啊’？” 这话一出，在场的人才恍然大悟，后背直冒冷汗。钱学森自己也挠挠头，憨厚地笑了笑：“光想着工作方便了，确实没考虑到这一层。” 当天，蓝色轿车就被悄悄开走了，换来了一辆普普通通的黑色“吉姆”轿车。这车黑乎乎的，扔在当年的机关车队里，一点儿也不起眼。 你可能觉得，为一辆车这么大动干戈，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如果你知道钱学森为了回国遭了多少罪，就知道聂帅的“紧张”有多么必要。 钱学森，这位被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评价为“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天才，他的回国路，本身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谍战片。美国人先是许以高官厚禄，被拒后立刻翻脸，给他扣上“间谍”的帽子，将他关进监狱，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要不是妻子蒋英四处奔走，加上国内的全力营救，后果不堪设想。 好不容易盼到他回国，暗处的眼睛可一直没挪开。国民党特务多次策划暗杀，甚至把主意打到了饭菜上。 从那以后，钱学森家的安保级别直接拉满。中央特派王牌警卫刁九勃贴身保护，所有食材都由专人采购，厨房里甚至配备了专门的化验员，每道菜、一滴油、一撮盐，都得经过检验才能上桌。 聂帅的保护，还远不止这些。他知道当时国内航线刚起步，事故率不低，就给钱学森下了个死命令：“不许坐飞机！” 不管去多远，一律坐火车。时间慢点不要紧，安全必须是第一位的。 当然，聂帅对钱学森的“好”，绝不仅仅是当个“保镖”。他更是一个高明的“护航员”，为钱学森扫清了科研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研究院刚成立时，领导班子里有懂技术的，也有军队出身的老同志。当时担任政委的王铮中将，资历老、威望高，但在科研问题上，有时会和钱学森意见不合。外行指导内行，这是科研的大忌。 聂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没有公开批评谁，而是找了个机会，把王铮单独留下来，点到为止地说了几句。大意就是，你是行军打仗的专家，但搞导弹，还得听钱学森的。 后来，在一次关键的导弹试验中，燃料箱出了点小问题，现场的技术人员谁也不敢拍板签字。钱学森经过缜密计算，认为问题不大，力主发射。但其他人还是犹豫不决。 关键时刻，钱学森直接抓起电话打给远在北京的聂帅。聂帅听完情况，没有一丝犹豫，只说了三个字：“听钱的！” 这种信任，在面对失败时，显得更加可贵。 “东风二号”第一次试射失败，导弹在发射架上就爆炸了。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甚至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要追究责任。压力一下子全到了钱学森这边。 聂帅赶到现场，看着满地残骸，没有一句责备。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平静地说：“一次失败算什么？搞科学研究，哪有不失败的？收拾一下，找出原因，我们接着干！” 聂帅不仅是钱学森的“保护神”，更是整个科研团队的“大管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他回到北京，立刻向中央打报告，动用自己的关系，从各大军区调拨了一批肉、蛋、鱼，专门供给科研基地。他自己省吃俭用，却想方设法让科学家们吃得好一点。他常说：“他们是搞脑子的，不是扛麻袋的，营养必须跟上！”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举国欢腾。当那熟悉的《东方红》乐曲通过卫星响彻寰宇时，站在指挥大厅里的钱学森和聂帅，两位年龄相差12岁的“搭档”，相视一笑，眼里都泛着泪光。 从那辆被紧急换掉的蓝色轿车开始，聂荣臻元帅用他独有的方式，为钱学森，也为新中国的整个国防科技事业，撑起了一把最坚实、最细致的保护伞。 那不是简单的保护，那是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这份情谊，这份格局，穿越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