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联将领李兆麟赴年轻女子家做客，喝茶后觉苦涩，警觉道：“这茶不对劲！”女子冷笑回应：“你可以上路了！” 李兆麟生于1910年，是东北抗日联军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自青年时期便立志救国，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浪潮，曾在黑龙江、吉林一带组织过多支抗日游击队，1932年，他以李兰逊的化名率部偷袭奉天东塔机场，烧毁日军战机，打响了东北抗战史上一记重锤，此后十余年，他在白山黑水之间辗转征战，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数次身陷绝境而不死，他不仅是一位军事指挥员，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3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1年，随着抗联形势日益恶化，李兆麟被派往苏联整训，与苏军建立了联络，抗战胜利后，他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被任命为滨江省副省长，并兼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此时的李兆麟，已成为共产党在东北公开活动的高级代表人物，他在群众中威望极高，常公开批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揭露其在东北“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图谋，他的存在，不仅是共产党政治影响的象征，更是群众信心的寄托，因此，也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眼中必须除掉的目标。 国民党特务对李兆麟的暗杀行动，早在1945年底便开始部署，在此之前，他们已连续六次谋划刺杀，均因李兆麟安保严密、群众警觉或行程变动而失败，每一次失败都令军统恼羞成怒，戴笠死后，继任的特务头目余秀豪更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李兆麟，在正面刺杀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将目光转向更为阴毒的路径——潜伏与诱杀。 特务机关调查发现，李兆麟曾有一位在抗联时的旧部，名叫孙彪，此人曾在一次战斗中为保护李兆麟而身亡，其妻为俄国人，留下一个混血女儿，李兆麟对此事始终心怀愧疚，多年来尝试联系其家属未果，这一未了之事，成为军统布设陷阱的关键。 军统女特务孙格龄被推到了前台，她正是混血儿，外形特征与孙彪之女相符，且早年受过特务训练，擅长伪装与心理操控，他们安排孙格龄进入哈尔滨市政府担任秘书，由杨绰庵市长亲自引荐，使其身份合法、背景可信，她在工作中有意接近李兆麟，表现出对时局的不满与对革命的好奇，时常流露出“向往进步”的言辞，李兆麟起初并未特别在意，但在一次闲谈中，孙格龄“偶然”提及自己父亲名叫孙彪，并描述了其牺牲的情景，这个名字瞬间击中了李兆麟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他终于相信，自己多年寻找未果的战友之女，就站在眼前，他开始关照孙格龄的生活，时常给予鼓励与指导，甚至萌生了将其培养为党员的想法，他并不知道，自己已深陷敌人布下的心理陷阱中，这种源自战友情谊的信任，为敌人打开了通往他生命深处的大门。 1946年3月9日，孙格龄以其母亲想见李兆麟为由，邀请他前往水道街9号的住所，此前几天，她已通过各种方式试探李兆麟的警惕程度，那日正值周末，李兆麟参加完协会会议后，准备履约前往，恰巧他的专车当天出现故障，警卫员前去修理尚未归来，李兆麟留下纸条，称“一小时后即返”，便披上大衣独自出门，他的大衣内侧口袋中，藏有一把随身手枪，然而他抵达孙宅后，这件大衣被孙格龄“自然地”收起并锁入衣柜，从此再无机会取出。 孙宅是一幢不起眼的旧式小楼，内部布置朴素，毫无异样，孙格龄将一杯热茶递到李兆麟面前，借口请母亲出面，走入内室，李兆麟端起茶杯，刚入口便感觉苦涩异常，他略感异样，但未及反应，厨房方向突然传来脚步声，三名彪形大汉持刀冲出，此时毒素已开始发挥作用，李兆麟身体僵硬、反应迟缓，他尝试站起还击，却因毒发而力不从心，杀手们毫不犹豫地扑上前，对准胸口、腹部、头部连刺七刀，直至他彻底失去生命迹象。 刺杀完成后，这群人迅速处理现场，将尸体藏于床下，擦拭血迹，从后门逃离，整个行动不超过十分钟，干净利落，训练有素，孙格龄最后一刻未参与动手，却是整个行动的灵魂与引线，她的背叛，不只是一场暗杀的协助，更是对信任最深层的践踏。 李兆麟失踪后的第二天，警卫员李桂林与交通员宋兰韵察觉异常，立即报警，苏军宪兵封锁水道街，并在现场发现尸体，法医鉴定为中毒后被刺杀致死，茶杯中残留的正是剧毒氰化物，消息传出后，哈尔滨万人震惊，市民自发组织悼念，街头巷尾哭声遍传，3月18日，追悼大会在道里举行，超过万人参加，花圈连绵数百米，群众高呼“李将军冤枉”，声震街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