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去上海治疗腿疾，正赶路时，迎面走来一军官问：陈赓你咋了？ 1932年，河南信

陈赓去上海治疗腿疾，正赶路时，迎面走来一军官问：陈赓你咋了？ 1932年，河南信阳的一条土路上，一个突兀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前面的可是陈赓兄？你的腿……这是怎么了？” 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劈在了陈赓和护送他的两名战士心头。坐在独轮车上的陈赓，一身商人打扮，面色因失血而蜡黄，他抬起头，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妙。这条秘密求医之路，最怕的就是节外生枝。说起来，陈赓这趟险途，完全是拜他那条不争气的伤腿所赐。就在这年，第四次反“围剿”激战正酣，一颗子弹无情地钻进了他的右腿膝盖，弹头深陷，骨头碎裂。在鄂豫皖苏区的简陋条件下，伤口反复感染，眼看就有残废的风险。没办法，组织上才决定，让他化装潜行，千里迢迢去上海的大医院动刀子。再不治，这条腿就废了。

为了安全，组织特意派了两名机警的战士一路护送。三人乔装打扮，陈赓是落魄商人，战士是推车的脚夫。他们没敢走近路，武汉、安庆一带国民党的盘查太严，简直是天罗地网。只能绕远，取道河南，这条路虽远，但相对松懈一些。一路上，风餐露宿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那独轮车的颠簸。每一下，都像是在用钝刀子割陈赓的伤口，鲜血时不时就会渗出，染红了绷带。可陈赓硬是一声不吭。他知道，两个战士推着他翻山越岭，已经耗尽了力气，自己不能再添乱。低调，再低调，是他们此行唯一的信条。然而，怕什么来什么，老话总是不错的。就在信阳城外，他们迎面撞上了这位身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年轻人。瘦高个，小眼睛，看上去三十岁上下。陈赓下意识地想避开，可对方的目光已经牢牢锁定了自己。仅仅一两秒的惊愕后，陈赓的大脑飞速运转。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人叫冯世安，黄埔一期的同学。当年在校时，两人还算谈得来。但毕业后，各奔东西，冯世安进了国民党阵营，从此再无交集。今日狭路相逢，他是敌是友？是念旧情，还是想抓自己去领赏？

电光石火之间，陈赓已然做出了决断。他绝不能承认！有意思的是，陈赓脑子一转，计上心来。他没有慌乱地否认，反而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情，随即，一口流利的上海闲话脱口而出：“这位长官，侬怕是认错人了吧？阿拉是上海来的，到河南做点小生意，不小心摔伤了腿，不是侬讲的啥人哦。”这口音，地道得找不出一丝破绽。这得益于他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更是因为他的爱人王根英就是上海人，耳濡目染，学得惟妙惟肖。冯世安也不是傻子。他看着眼前这张熟悉又故作陌生的脸，听着那口“阿拉、侬”的上海话，心里瞬间就全明白了。陈赓这是在跟他演戏呢！也是，他如今是共产党，自己是国民党军官，两军正在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他受了这么重的伤，孤身在外，能不提防吗？想到这里，冯世安不禁有些感慨。黄埔一期，那是何等的情谊？虽然阵营不同，但当年的同窗之情，哪是说断就断的。他看着陈赓苍白的脸和那条伤痕累累的腿，心中的那点抓捕立功的念头，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忍和担忧。不得不说，冯世安也是个明白人。他立刻顺着陈赓的话往下演，一拍脑袋，满脸歉意地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看错了，看错了！您和我一位老朋友长得太像了，实在抱歉，打扰了！”陈赓也配合地笑了笑，表示无妨。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随即擦肩而过。

推着车走出好一段路，护送的战士才悄声问：“师长，刚刚好险啊！您那上海话，可真把俺们都唬住了。”陈赓长舒一口气，苦笑道：“万幸，万幸，赶紧走。”他以为，这一劫算是过去了。可谁能想到，刚松了口气，身后却传来一声大喝：“站住！” 这一声喊，让陈赓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完了，冯世安还是反应过来了，这是要撕破脸了。他示意战士们停下，自己则不动声色地坐直了身子，准备应对最坏的局面。就算是死，也不能丢了红军的骨气。只见冯世安快步追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跑到车前。然而，他并没有掏枪，反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袋沉甸甸的东西，一把塞到陈赓手里，压低声音急促地说：“先生，我看你刚才掉了钱袋，这是你的吧？快收好，路上小心！”

说完，冯世安不等陈赓反应，便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再没有回头。陈赓捏着那袋温热的银元，心里五味杂陈。他哪里掉了什么钱袋，这分明是老同学在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接济自己。他没有多问一句自己的去向，也没有表露任何立场，只是用这种无声的方式，递上了一份跨越阵营的关怀。在那个非黑即白的残酷年代，这样的情谊，显得格外复杂，也格外珍贵。这份恩情，陈赓记了一辈子。他知道，这袋银元的分量，远不止是金钱，更是一个特殊年代里，一段被炮火隔断却未曾泯灭的人性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