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位老人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时，他趁附近没人就想摸一下文物，工作人员连忙阻拦，老人却红着眼眶说：“当年是我把它一路从于都背到延安的……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啊!”
1934年10月，湘江岸边，枪声如雷，炮弹炸起的泥土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红军渡口一片混乱，浮桥摇摇欲坠，敌机的轰鸣划破夜空。谢宝金站在冰冷的江水里，脚底被尖石划得鲜血直流，肩膀上扛着68公斤的手摇发电机，沉得像一座山。
他咬紧牙关，泥水没过膝盖，一步步挪向对岸。身后的战友组成人墙，挡住敌人的子弹，喊声和爆炸声交织，催他快走。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台机器不能丢，哪怕拼了命。
谢宝金，1898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县岭背镇谢屋村，家境贫寒，7岁开始放牛砍柴，12岁种田，18岁挑起肩担生意，练就了一身能扛300斤的力气。1932年，他在铁山垅钨矿当矿工，灰尘呛得嗓子生疼，手掌磨出血泡。毛泽民找到他，邀他加入红军，他没犹豫，扔下矿镐就跟上了队伍。那年他36岁，已有妻儿，却义无反顾投入革命洪流。
他被编入中革军委总参情报部，负责一台手摇发电机——中央红军唯一的通信命脉。这台68公斤的铁疙瘩，外裹帆布，沉重得常人难以承受，却成了他长征路上的“老伙计”。
长征开始，谢宝金和128人的加强连奉命护送发电机，从于都河畔出发。首长叮嘱：“这是党中央的‘耳朵’和‘眼睛’，没了它，红军就聾了瞎了。”谢宝金拍胸脯立誓：“人在，机器在。”山路崎岖，石头硌得脚底生疼，8人轮流抬机器，肩膀磨得皮开肉绽。
过湘江时，敌军飞机狂轰滥炸，浮桥上人仰马翻。谢宝金站在齐腰深的江水里，双手托着用防水油布裹紧的发电机，脚底被石头划破，血水混着江水往下淌。战友们用身体组成甬道，替他挡子弹，一人倒下，另一人立刻补上。渡口百余米，红军用鲜血铺就，128人的连队损失惨重。
更艰难的是过草地。沼泽地深不可测，稍不留神就陷进去，谢宝金看着战友一个个被泥泞吞没，心如刀绞。他灵机一动，砍下黄竹，用铁丝绑成简易竹排，将发电机放上去，自己泡在泥水里拖行。泥泞裹住双腿，每迈一步都像拔出整个人，双手磨出血泡，血水顺着竹排滴落。
他不喊累，咬牙拖着机器前行，有时回头背起十三四岁的小红军，帮他们脱离险境。他的孙子谢华元后来回忆，爷爷从不说自己帮了多少人，只说“能帮就帮”。到草地尽头，128人的连队只剩他、段九长和钟起汉三人。
翻雪山时，路窄得只能一人通过，风雪刺得脸生疼。谢宝金脱下棉衣裹住发电机，怕低温冻坏零件，自己只穿单衣，背着机器一步一滑。战友想帮忙，他摆手：“放我背上，我能行。”冰雪覆盖的山路，膝盖撞上石头，血渗进鞋里，他硬是凭着一股倔劲，扛着68公斤的铁疙瘩翻过了大山。
1936年，红军到达延安，谢宝金把发电机完好无损交到营地，双腿抖得几乎站不稳。毛主席在3万人的大会上点名表扬：“谢宝金，一个长征模范！”全场掌声雷动，他咧嘴笑了，肩膀上的血痕却无人看见。
1976年，78岁的谢宝金因肺结核赴北京治病，侄子谢林贵陪同。病好后，他执意要去军事博物馆看看。走进长征展厅，他步伐缓慢，目光却炯炯有神。展柜里，那台锈迹斑斑的手摇发电机静静躺着，木质手柄被磨得发亮，像在诉说当年的艰难。谢宝金停下脚步，盯着机器上的每一道磨痕，记忆如潮水翻涌。
他伸出满是皱纹的手，想再摸摸这个“老伙计”，却被工作人员拦住：“这是文物，不能碰！”他手一颤，眼眶红了，低声说：“这是我从于都背到延安的啊……”声音哽咽，周围人鸦雀无声。工作人员愣住，游客们围过来，听他断续讲述：湘江的血水、草地的泥泞、雪山的寒风。他讲了一个小时，嗓子哑了，眼角湿了。那一刻，这台机器不再只是文物，而是他和战友们用命换来的见证。
谢宝金的故事传开后，博物馆将他的经历写成说明，贴在展柜旁。他却没多留恋北京的光景，治好病就回了于都，继续在供销社干活。1982年，他病倒，腿脚不便仍坚持骑车收购。1984年，86岁的谢宝金安详离世，没留遗言，像睡着一般。
他的名字后来刻在纪念碑上，成了长征历史中一抹朴实的印记。
手摇发电机在长征中的作用远超想象。中央红军仅有这一台发电机，支撑发报机收发信息，确保了党中央与各部队的联络畅通。湘江战役期间，中革军委发出近20封电文，5封标注“万万火急”，全靠这台机器供电。通信设备的稳定，直接影响了红军突破封锁、协调作战的能力。谢宝金等人的守护，不仅保住了设备，更保住了红军的指挥中枢。
据党史记载，长征途中红军每天行军71华里，经历380余次战斗，通信设备从未中断，堪称奇迹。谢宝金的故事，折射出无数红军战士为革命胜利付出的无名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