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总理到玉溪烟厂考察，在得知褚时健要花费46亿元新建一座烟厂后，他质疑地问褚时健：“这么大投资，有把握增加利税吗？”褚时健拍着胸脯回答：“我保证，一年最少能增加30个亿！”
90年代初，总理到玉溪烟厂考察，褚时健提出要花46亿元建一座新烟厂。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风险大到让人头皮发麻。总理皱着眉问：“这么大投资，有把握增加利税吗？”褚时健拍着胸脯说：“我保证，一年最少能增加30个亿！ 褚时健这辈子，真不是一般的传奇。90年代初，他已经是玉溪卷烟厂的掌舵人，手里的“红塔山”香烟几乎成了全国烟民的标配。那时候，玉溪烟厂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云南经济的顶梁柱，利税年年往上蹿。可褚时健不满足，他盯着更大的目标：要把烟厂升级成现代化大厂，产量、质量、利润全都要翻倍。46亿元的投资计划就这么砸出来了。当时全国经济刚从计划时代走出来，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还不稳，这么大手笔，谁听了不捏把汗？ 总理来考察时，摆明了不放心。46亿不是小钱，扔下去要是打了水漂，谁担得起？可褚时健心里有底。他算过账，玉溪烟厂的产能在全国排前列，市场需求旺得不得了，只要设备跟上、技术提上去，30亿的利税增量不是吹牛。他不是赌徒，是心里攥着数据的老手。
这计划后来还真干成了，新厂投产后，利税蹭蹭往上涨，90年代中期，玉溪烟厂一年能交60多亿的利税，成了地方财政的摇钱树。褚时健也因此被捧上神坛，大家都说他有眼光、有胆量，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但人生哪有一直顺风的。1999年，褚时健因为经济问题栽了大跟头，从烟草大王变成了阶下囚。判刑那年，他已经70多岁了，别人都以为他这辈子完了。可他没认命。出狱后，他跑到云南哀牢山种橙子，硬是把“褚橙”做成了全国有名的品牌。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东山再起，这韧劲儿真不是盖的。从烟厂到橙园，他一直在跟命运较劲。 说起那46亿投资，其实也能看出褚时健的性格。他不是瞎冒险的人，做决定前总要掂量清楚。建新烟厂时，他研究过市场，知道烟民的需求有多大，也知道老设备已经拖后腿。他跟团队反复推敲，算准了回报才敢拍板。这不是逞能，是实打实的底气。总理质疑时，他那句“我保证”，听着豪气，其实是心里有谱。可惜后来栽在别的事上，不然他在烟草行业的名声还能更响。 褚时健的成功，不光靠胆子大。他管烟厂时，手下几千号人，生产、销售、采购，哪个环节都抓得死死的。他还搞了个“计件工资”，工人干得多拿得多，效率一下就上去了。那时候国企还普遍吃大锅饭，他这套办法愣是把玉溪烟厂搞得风生水起。有人说他太强势，管得太细，可结果摆在那儿，谁也挑不出毛病。
当然，他也不是没毛病。经济问题那事儿，确实让人唏嘘。有人说他贪，有人说他只是管得不好出了漏洞。真相到底咋样，外人不好下结论。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他在烟厂的成绩是实打实的。46亿投资换来的利税，养活了多少人，撑起了多少地方经济？这功劳抹不掉。 再说回那次考察，总理后来也没再多说什么，估计是被褚时健的信心震住了。当时中国正缺这种敢干敢闯的企业家，褚时健站出来扛了把大旗。90年代的国企改革，多少厂子倒下了，可玉溪烟厂硬是挺住了，还成了标杆。这背后，褚时健的魄力占了大头。 到了晚年，褚时健种橙子又是另一番景象。他没想着退休享福，而是从头学种果树。橙子刚上市时卖得不好，他不急，慢慢调品种、改技术，最后“褚橙”成了抢手货。这老头儿，骨子里就是不服输。有人说他是为了证明自己，有人说他就是闲不下来。不管咋说，他这辈子没白活。 从烟厂到橙园，褚时健的故事里藏着不少道理。干事业得有眼光，还得有执行力，光会说大话没用。他在烟厂时，能把46亿变成真金白银，后来种橙子，也是一步步试出来的。人生有高有低，他都扛住了。换成别人，早不知道垮成啥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