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田见秀兵败后降清军。田见秀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投降后并不得信任，不久

1646年，田见秀兵败后降清军。田见秀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投降后并不得信任，不久后，被多尔衮下令处死。 田见秀是陕西绥德人，家境贫寒，自幼务农，成年后因天灾人祸失去生计，于崇祯初年加入了李自成的起义队伍。 田见秀凭借沉稳的性格获得了李自成的信任，与李自成麾下其他将领相比，他并非以悍勇著称，而更以持重见长。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仅率十八骑突围，田见秀便是其中之一。 此后，李自成蛰伏商洛山，田见秀协助其招集旧部，重整旗鼓，为日后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进入河南，时值河南大饥，灾民纷纷加入义军，大顺军迅速壮大。 随着大顺军势力的扩张，田见秀的地位不断提升。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建立政权，设立五营军制，田见秀被任命为中营制将军，成为大顺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中营作为李自成的亲军，是大顺军的骨干力量，田见秀能担任此职，足见李自成对他的信任。 在大顺军进军北京的过程中，田见秀担任先锋部队指挥官，先后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重镇。 进入北京后，李自成分封功臣，田见秀被封为泽侯，成为大顺政权的最主要的几个功臣之一。 田见秀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将领的政治眼光，曾劝谏李自成 “约束部众，以收人心”，反对大顺将领对明朝官员的拷掠索饷，可惜这一建议未被李自成采纳。 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连续作战不利，一直撤到了湖北。当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杀害后，大顺政权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分为好多支，尽管田见秀之前在大顺的地位很高，但由于此时手中掌握的兵力不算多，因此话语权大降。 1645年，清军大举进攻湖广，大顺军余部接连失利。 在艰难的处境下，田见秀与其他大顺将领产生了战略分歧：李过、高一功主张联合南明共同抗清，而田见秀则对南明持怀疑态度，倾向于独立作战。 这种分歧导致大顺军未能形成统一的战略，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同年秋冬之际，大顺军在湖南、江西一带与清军展开作战，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大顺军节节败退。 1646年2月，清军将领孔有德率军包围荆州，田见秀所部陷入绝境， “粮草耗尽，军士饥疲，战斗力锐减”，突围数次均告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田见秀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战死、继续抵抗或投降。 关于田见秀降清的过程，史料记载略有差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三年三月，“大顺贼党田见秀、张鼐等率所部降于孔有德”；而《明季南略》则称，田见秀是在 “力竭势穷” 的情况下，经部将劝说才决定降清。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田见秀的投降并非主动选择，而是在绝境下的选择。 降清后，田见秀等人被送往北京，面见摄政王多尔衮。起初，清廷对田见秀等大顺降将采取了安抚政策，授予其一定的官职，试图以此招抚其他大顺军余部。 然而，这种安抚仅仅是表面现象，清廷对大顺降将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田见秀降清后的处境十分微妙。作为李自成的心腹大将，他在大顺军中具有极高的威望，这既是清廷看重的地方，也是他们猜忌的根源。 多尔衮曾对人表示：“田见秀等虽降，然其旧部尚多，不可不防。” 这种猜忌为田见秀的最终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京期间，田见秀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未能获得实际的兵权。他曾多次上书多尔衮，请求率军南下招抚大顺军余部，但均未得到批准。与此同时，清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大顺降将存在争议： 以范文程为代表的一派主张 “恩威并施，以收其心”；而以鳌拜为代表的强硬派则认为 “此辈反复无常，不可轻信”。 顺治三年（1646 年）十月，形势发生突变。当时，大顺军余部在李过、高一功的率领下，与南明达成合作，在湖南、广西一带作战。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对大顺降将的猜忌迅速加剧。多尔衮认为，田见秀等人可能与南方的大顺军余部暗中联系，构成潜在威胁。 同年12月，多尔衮下令将田见秀逮捕入狱，不久后处死。 田见秀在临刑前 “神色自若，毫无惧色”，并对监刑官说：“吾起自草莽，随闯王转战十余年，复明不成，降清不终，此乃天命也。” 田见秀这番话，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和对过往的感慨。#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